史上因《楞严经》而开悟的六位大禅师

《楞严经》是一部较晚译出的大乘经典(于公元705年译成)，因其思想博大，义理精深，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经十卷经文，内容丰富，八宗兼容，五时并括，被誉为“小三藏”，各个宗派都可以在本经其中找到呼应处，如天台引之说止观，禅门援以证顿超，净宗取以归弥陀，中观由此见性空。但八宗之中，独与禅宗最为密切。如太虚大师说：“若以《楞严经》全部脉络义理观察，明理、修行、证果，仍以属禅宗最为确切。”纵观《楞严经》十卷经文，卷首的七番破处，十番显见，佛陀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隐藏着生动活泼的禅宗机锋，闪烁着直指本心，当下承当的见性之光。其后的会通四科，圆彰七大，明诲四戒，教持神咒，六十位修，是顿悟与渐修的详细开演。卷末的五十阴魔，详明禅定中的种种妄境，更是禅门行人所不可不知处。由是，著《楞严会解》的元代惟则大师说：“首楞严经者，诸佛之慧命，众生之达道，教网之宏纲，禅门之要关也。”

在中国佛教史上，尤其是禅宗史上，《楞严经》扮演了一个不可替代的角色。许多禅师接引后学的语录中，亦大量引用《楞严经》。因而，明儒曾凤仪说：“诸宗师出词吐气，接引初机，语意多似《楞严》”。有多位禅师是因《楞严经》而悟道，如玄沙备禅师、破山明禅师等等。这不仅是对大家常顺口而说出的“成佛的法华，开悟的楞严”这句话的最好注脚，同时，也是对于那些认为楞严为伪者的一声棒喝。因篇幅所限，本文只择限其中数位禅师的开悟经历，以说明之。

1、唐·玄沙师备禅师

《景德传灯录》卷十八记载，玄沙备禅师，生于唐末五代，福建人，因阅《楞严经》发明心地，此后“应机敏捷，与修多罗冥契。诸方玄学有所未决定，必从之请益”。至若与其师兄雪峰和尚征诘，亦当仁不让。雪峰和尚称他为“再来人”。有《玄沙师备禅师广录》三卷，传于世。玄沙备禅师不仅自己因楞严而开悟，也以《楞严经》而引导他人开悟。如《禅苑蒙求瑤林》卷2记载，福州安国院惠球寂照禅师问玄沙禅师如何是第一月。沙曰：“用汝个月作么。”球言下大悟。《禅林类聚》卷14记载，玄沙备禅师因有初入丛林之僧名镜清者来参问，乞指个入处。“师云：还闻偃溪水声么。清云：闻。师云：从这里入。镜清于言下大悟”。《楞严经》中击钟验常的情节，宛然目前。

2、宋·上方遇安禅师

《五灯会元》卷十记载，温州瑞鹿寺上方遇安禅师，福州人。诵读《楞严经》不辍，一日因诵到“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无见，斯即涅槃”，遇安禅师破句读成：“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无，见斯即涅槃”，因此大彻大悟。时人称为“安楞严”。后来他每次读《楞严经》时都这样读，旁人告诉他破句了，禅师说：“此是我悟处，毕生不易。”

对此《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22有两点评价，一是决定志中乘决定信，二是依义而不依文字也。

3、北宋·长水子璇大师

长水大师，杭州钱塘人，九岁时拜普慧寺的契宗法师为师，便开始诵读《楞严经》。后又跟从天台宗洪敏法师正式学《楞严经》。有一次读到“动静二相，了然不生”时有省悟。后参滁州琅琊山的慧觉禅师，问道：“清净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慧觉禅师厉声喝道：“清净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长水大师经此一喝发明心地，后侍奉禅师多年。

《五灯会元》中记载他一生前后开讲《楞严经》达三十多会，曾感得天落花雨。留下的《楞严经疏》二十一卷，影响极大。

4、宋·法常法师

《大明高僧传》第七卷记载，释法常，河南开封人，宣和四年(1122年)，依长沙之益阳华严轼公剃发，深慕大乘，然亦不排斥小教。一日，阅《楞严经》而能义通法海，自此游淮泗，放浪湖湘。后至天台山万年寺，参谒雪巢，一见即机语契会，雪巢乃命师掌理翰笺，大有风彩。一日，写一渔父词于室门示众，书毕而逝。

此词即是当今大家熟知热唱的“楞严一笑”。原词如下：此事楞严尝露布，梅花雪月交光处。

一笑寥寥空万古，风瓯语，迥然银汉横天宇。

蝶梦南华方栩栩，班班谁跨丰干虎。

而今忘却来时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飞鸿去。

5、明·破山海明禅师

破山海明禅师被人尊称为“破山祖师”，四川人，十九岁出家于延福寺听慧然法师讲《楞严经》，至“一切众生，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净明体，用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轮转”一段时，起大疑心，请益而未能决，于是孤身离蜀东游，遍参名宿。后到四祖道信大师的黄梅破头山道场，研习禅宗语录三年，猛力苦参。一天，在经行中不慎跌落山崖下.腿受伤剧痛，因此大彻大悟。得到当时大禅师密云圆悟的印证，得付法衣。破山海明禅师后来返回巴蜀，曾住持过万峰、凤山、祥符、无际、蟠龙、佛恩、双桂等九大佛刹，重倡马祖之道，宗风远播，朝参暮请之众多达万人。

6、明·憨山大师

憨山德清大师是明末的另一位禅门巨匠，曾参学于云谷禅师，而云谷禅师亦是明代禅门大德。憨山大师本人的修行方法，即是《楞严经》中观音菩萨的耳根圆通法门

。大师曾花费多年的时间来练习听闻水流的声音，以返闻闻自性，参究向上一路。后在五台山的一次闭关中，而得了悟心地。但于自己之悟处，当时身边无人印证，于是大师便打开《楞严经》，经此经来印证自己所悟到的境界，发现与《楞严经》所说的完全一致。在《楞严经通议》的序言中，大师自述了这段经历：

“余昔居五台冰雪中，参究向上，以此经印证，坚凝正心以照瞩之，豁然有得。及至东海，枯坐三年，偶阅此经，一夕于海湛空澄，雪月光交之际恍然大悟。忽身心世界，当下平沈，如空华影落。是夜秉烛，述悬镜一卷，乃依一心三观，融会一经。”

之后，大师著《楞严经悬镜》一卷，《楞严经通议》十卷，《楞严补注》《楞严补遗》各一卷。大师给予此经以高度的评价，认为此经“摧九界之邪锋，拆圣凡之执垒”。十卷《楞严经通议》，与其他常规的科判迥然不同，大师以破八识作为全经科判的中轴线，以“一心二门”和“体相用”来统摄楞严大定，发人之未发，让人耳目一新。

正因为《楞严悬镜》与《楞严经通议》，是大师内心体悟的真切流露，深受重视，如为《楞严经正见》作序的盛符升，时年八十有五，云：“诸家虽众，必以禅宗解经，方合经中征心辨性之义。今观历代宗师，独有憨公之悬镜纲要，灼然可传。禅家说经，固当推为科律矣。”把它推为科经的准则。

其他如元末明初的楚石梵琦禅师，三峰法藏禅师也是因读楞严而“恍然有悟”。由是可知，“开悟的楞严”，非虚词矣。这也给读《楞严》者，树立了好的榜样，指出读经的正确方法与最终目的：不泥于文字表相，善听弦外之音，以悟字里之旨，明自家本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