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富法》聂云台著
曾国藩的外孙聂云台,解放前上海商会会长,学贯中西,他中年接触佛法,就很认真的学佛。使他的思想、认识得到很大提高。后来他写了《保富法》,就是用佛学观点来说明怎样才能得到财富?怎样才能保住财富?他谈的完全是以他个人一生接触,亲眼看见的。他接触了两类人物,一类是与曾国藩同时代的一批做大官的人,另一类是上海显赫一时的大富豪。他就是抒发这种观点:种什么因,结什么果。
《保富法》正文如下:
俗话说:发财不难,保财最难。我住在上海五十余年,看见发财的人很多。发财以后,有不到五年、十年就败的,有二、三十年即败的,有四、五十年败完的。我记得与先父往来的多数有钱人,有的做官,有的从商,都是炫赫一时的,现在已经多数凋零,家事没落了。有的是因为子孙嫖赌不务正业,而挥霍一空;有的是连子孙都无影无踪了。大约算来,四、五十年前的有钱人,现在家务没有全败的,子孙能读书、务正业、上进的,百家之中,实在是难得一、两家了。
不单是上海这样,在我湖南的家乡,也是一样。清朝同治、光绪年间,中兴时代的富贵人,封爵的有六、七家,做总督巡抚的有二、三十家,做提镇大人的有五、六十家,现在也已经多数萧条了。其中文官多人,财产比较不多的,后人较好。就我所熟悉的来说,像曾、左、彭、李这几家,钱最少的,后人比较多能读书,以学术服务社会:曾文正公的曾孙辈,在国内外大学毕业的有六、七位,担任大学教授的有三位;左文襄公的几位曾孙,也以科学专门而闻名;李勇毅公的孙子辈,有担任大学教授的,曾孙也多是大学毕业;彭刚直公的后人,十年前,有在上海做官的。大概当时的钱,来得正路,没有积蓄留钱给子孙的心,子孙就比较贤能有才干。其余文官比较钱多的十来家,现在的后人多数都是萧条了。武官数十家,当时都比文官富有,有十万、廿万银两的;(多数是战事平定以后,继续统兵,可以缺额,才能发财;至于拥有五、六十万到百万银两财产的有三、四家,如郭家、席家、杨家等,都是后来从陕西、甘肃、云南、贵州统领军务归来的人。金陵克复的时候,曾国藩因为湘军士气不振,所以全部遣散,剿捻匪的时候,改用淮军,所以湘军的老将,富有的非常少
。)各家的后人,也是多数衰落了;能读书上进的,就很少听见了。
我家与中兴时代的各大世家,或湘或淮,多数都是世代相交的关系,所以各家的兴衰情形,都略有所知。至于安徽的文武各大家,以前富有丰厚的,远远胜过了湘军诸人,但是今日都已经调零,不堪回首了。前后不过几十年,传下来才到了第三代,已经都如浮云散尽了。然而当时不肯发财,不为子孙积钱的几家,他们的子孙反而却多优秀。最显明的,是曾文正公,他的地位最高,权力最重,在位二十年,死的时候只有两万两银子;除乡间的老屋外,在省中未曾建造一个房子,也未曾买过田地一亩。他亲手创立的两淮盐票,定价很便宜,而利息非常高;每张盐票的票价二百两,后来卖到二万两,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两;当时家里只要有一张盐票,就称为富家了。曾文正公特别谕令曾氏一家人,不准承领;文正公多年,后人也没有一张盐票。若是当时化些字型大小、花名,领一、两百张盐票,是极其容易的事情;而且是照章领票,表面上并不违法;然而借着政权、地位,取巧营私,小人认为是无碍,而君子却是不为啊!这件事,当时家母知道的很详细,外面人是很少有知道的。《中庸》上面说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见乎。”(这叫作表里如一,即是诚意、毋自欺,这是中国政治学的根本;如果无此根本,一切政治的路,都是行不通的。)文正公曾经对僚属宣誓:“不取军中的一钱,寄回家里”,而且是数十年如一日;与三国时代的诸葛公是同一风格。因此,当时的将领僚属,多数都很廉洁;而民间在无形当中,受益不小。所以躬行廉洁,就是暗中为民造福;如果自己要钱,那么将领官吏,人人都想发财;人民就会受害不小了。
请看一看近数十年来的政治,人民所遭遇的痛苦,便知为人长官的廉洁与不廉洁,真是影响非常大啊!所以,《大学》上说:“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孟子》说:“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因为贪财与不贪财,关系着别人的利益、幸福很大;所以发财便能造罪,不贪财方能造福。世人都以为积钱多买些田地房产,便能够使子孙有饭吃;所以拼命想发财。今天看看上述几十家的事实,积钱多的,反而使得子孙没饭吃,甚至连子孙都灭绝了;不肯取巧发财的,子孙反而能够有饭吃,而且有兴旺的气象。平常人又以为全不积些钱,恐怕子孙会立刻穷困;但是从历史的事实、社会的经验看来,若是真心利人,全不顾己,不留一钱的人,子孙一定会发达。现在我再举几个例子来说:
宋朝的范文正公(范仲淹),他作穷秀才的时候,心中就念念在救济众人;后来作了宰相,便把俸禄全部拿出来购置义田,赡养一族的贫寒。先买了苏州的南园作为自己的住宅;后来听见风水家说:“此屋风水极好,后代会出公卿。”他想,这屋子既然会兴发显贵,不如当作学堂,使苏州人的子弟,在此中受教育,那么多数人都兴发显贵,就更好了;所以就立刻将房子捐出来,作为学宫。他念念在利益群众,不愿自己一家独得好处。结果,自己的四个儿子,作了宰相公卿侍郎,而且个个都是道德崇高。他的儿子们曾经请他在京里购买花园宅第一所,以便退休养老时娱乐,他却说:“京中各大官家中的园林甚多,而园主人自己又不能时常的游园,那么谁还会不准我游呢!何必自己要有花园,才能享乐呢?”范先生的几位公子,平日在家,都是穿着布素衣服。范公出将入相几十年,所得的俸钱,也都作了布施救济之用;所以家用极为节俭,死的时候,连丧葬费都不够。照普通人的心理,以为这样,太不替子孙打算了,谁知道这才是替子孙打算最好的法子。不单是四个儿子都作了公卿,而且能继承他父亲的意思,舍财救济众人。所以,范家的曾孙辈也极为发达,传到了数十代的子孙,直到现在,已经是八百年了,苏州的范坟一带,仍然有多数范氏的后人,并且还时常出优秀的分子。世人若是想替子孙打算,想留饭给子孙吃,就请按照范文正公的存心行事,才是最好的方法。
再说元朝的耶律文正公(耶律楚材),他是元太祖(成吉思汗)及元世祖的军师,军事多数是由他来决策,他却是借此而救全了无数的人民。因为元太祖好杀,他善于说话,能够劝谏太祖不要屠杀。他身为宰相,却是布衣蔬食,自己生活非常的刻苦。他是个大佛学家,利欲心极为淡泊:在攻破燕京的时候,诸位将领都到府库里收取财宝,而他却只吩咐将库存的大黄数十担,送到他的营中;不久,就发生了瘟疫,他用大黄治疗疫病,获得了很大的效果。他也是毫无积蓄,但是他的子孙,数代作宰相的,却有十三人之多。这也是一个不肯积钱,而子孙反而大发达的证据。
再说清朝的林文忠公(林则徐),他是反对英国,以致于引起了鸦片战争的伟人。他如果要发财,当时发个几百万,是很容易的。他认为鸦片贻害人民,非常的严重,所以不怕用激烈的手段,烧毁了鸦片两万箱。后来,英国人攻广东,一年攻不进,以后攻陷了宁波、镇江。清朝不得已,就将林文忠公革职充军,向英国人谢罪谈和。林公死了以后,也是毫无积蓄,但是他的子孙数代都是书香不断,孙曾辈中尚有进士、举人,至今日仍然存在,数年前故世的最高法院院长林翔,也是其中的一人,而且道德亦非常的崇高。这又是一个不肯发财,而子孙反而大发达的证据。
再看林公同一个时候发大财的人,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就是广东的伍氏及潘氏、孔氏,都是鸦片里发大财至数百千万银两的。书画家大都知道,凡是海内有名的古字画碑帖,多数都盖有伍氏、潘氏、孔氏的图章,也就是表明了此物曾经在三家收藏过,可见得他们的豪富。但是几十年后,这些珍贵的物品,又已经流到别家了。他们的楠木房屋,早已被拆了,到别家作妆饰、木器了。他们的后人,一个闻达的也没有。这三家的主人,总算是精明能干,会发这样的大财;当时的林文忠公,有财却不肯发,反而弄到自己被革职办罪,总算太笨了吧!然而至数十年以后,看看他们的子孙,就知道林文忠公是世间最有智慧的人,伍氏、潘氏、孔氏,却是最愚笨的人了。
天道是什么呢?《易经》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个阴阳,不是虚玄的,一一都有事实可以做为依据:譬如,有日必有夜,有寒必有暑,有春夏就有秋冬,有潮涨就有潮落。由这些自然界的现象来观察,一一都是一盈一虚,一消一长。从这个道理推及到人事,也是如此:例如说人事的一盛一衰,一苦一乐,一忧一喜,一治一乱等等。但是天时的阴阳,有一定的标准,是万古不变的;而人事的盛衰,则是随着人心的动向,变化无常。这种无常的变化,乃是依着天道一阴一阳有一定的标准,牵发而来的。我们试说如下:
比如说一个人若是喜欢骄傲,就一定会有忽然倒架子的时候到来;一个人若是喜欢懒惰安逸,就一定会有极困苦的日子到来;一个人若是喜欢悭吝贪钱,就一定会有嫖赌浪费之子孙替他破败;一个人若是喜欢机巧计算,就一定会有糊涂愚笨的子孙被人欺骗。这些变幻的人事,有智慧的人,自然会留心看得出来,晓得与日月起落、寒暑往来的道理是一样的。天道是个太极图,半边是黑的,半边是白的,中间有一个界限;过了这个界限,阴阳失去了平均,就要起变化了,这叫作阳极则阴生,阴极则阳生;换句话说,就是盛极必衰,消极必长。
古今以来的伟大圣哲,都能够洞悉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教人常须自己立在吃亏的地位,就是要谦卑退让,舍财不贪,克己利人。凡俗之中,没有见识的人,是一定不肯做这种吃亏事的。在新学家而言,还要讥笑的说,这是消极的道德。要知道一切伟大积极的事业,都是从这种消极的道德人作出来的:因为惟有消极的克己,才能够积极的利人;惟有舍财不贪,才能兴办公众的利益;惟有谦卑退让,才能格外的令人尊敬钦佩,作事也格外的顺利,容易成功。开始似乎是吃亏,后来仍然是会得到大便宜的。
浅见无知的人,只能看见一切事物的表面,不能看见事物的对面。譬如像下棋一样,只看得一着,看不到第二着、第三着。不知道世间事都是下棋,我若是动一着,对方就要应我一着,而且马上就有第二三着跟着来。佛法明确说明了这一因一果、感应的道理。我把下棋拿来作比喻:我们说一句话、作一件事,都是对人动了一着棋;我们出言作事的时候,心中打定的主意,就是对天公动了一着棋;一切人、一切物,都是我们下棋的对手。
我们对一只狗,表示好意,狗就会对我们摇摇尾巴表示亲热;若是恶声对他,他就会拖下尾巴走开。对人则更不用说了!我若是对待别人谦和宽厚,别人就会感谢;若是待人骄傲刻薄,别人就会怀恨在心;这还是小的对手。若是我们欺淩了没有能力的人物,或是存心害人,或是用巧妙的手段占人家的便宜,他们受了损害还不觉得。或是藉着特别的地位,例如作官、作公司的经理等职务,暗中谋取私人的利益;或是自己富厚,而对于灾难不肯救济,自己家里却是享用舒服。这些事,众人固然是无可奈何,法律也办不到他,他算是棋赢了,他对方的棋都输了。可是天道却是不许他赢,会替众人作他的大对手,老天只要轻轻的动一着,就叫他满盘棋子都呆了,到底使得他一败涂地;这叫作“人有千算,天止一算。”我们天天都是在对人下棋,实际上是在对天下棋;若是对人赢得愈大,就会对天输得更厉害。反过来讲,若是人肯让松些,还处处帮旁的人一着,使旁人免得输,而我自己的棋,也是不会大输的,反而要对天赢了一盘很大的棋呢!
上面所说的范文正公,是个最显明的例子,他本来很穷,作了将相几十年,到死的时候,仍然没有私人的田产园宅。若是从俗人的眼光看起来,他算是白忙了一世,然而他对天却是赢了一盘大棋,他的子子孙孙,多是贵盛贤才啊!其余的像耶律文正公、林文忠公、曾文正公几位,都是肯输棋的,到后来都赢了天公一盘大棋。而那些会赢棋的许多人,发了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几万万财的,却是后来被天动了一着,就都输完了。古人说的:“人定胜天,天定亦胜人。”天定就是一定的天理。阴阳的定律,是要均衡的,人们作的事情过了分,就是失了平均。由于我们的心,先违反了阴阳定律的中和,所以起了反应,受到阴阳定律制裁,使回归到均衡的状态。天公下棋,是不动心,也不动手的,而人们就自然输了。譬如对墙壁抛皮球,球自然会回抛过来,抛的力量越大,球回的力量也更大,而墙壁本身,亦并未动手费力。所以《书经》上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孟子》说:“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意思就是自作业,自受报;这跟佛经所说的:“自造因,自结果。”正是一样的道理。
而所谓的人定胜天,也不是真正的胜了天,这是说人照天的定理,存心作事,究竟会得到后来的胜利。本来穷困的,后来亨通了;本来忧患的,后来得到安乐。这样的胜利,便是天理的胜利。我虽然说善人对天赢了棋,实际上就是天赢了;须知天道是永不会输的。天道一阴一阳的平均,就是中道,又称中和;《中庸》上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世间的人事若是失去了平和,就会引起天道的变化;就像如战争及饥荒等等的大劫数,都是由于人事的不公平、人心的不中和而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国与国之间的斗争,无论暂时的胜负如何,结局仍然是两败俱伤,就是暂时胜利的,也将终归于失败。请翻一翻世界各国的历史,就知道赢棋的,到底也都是输了,这就可以知道天理终究是公平的。人心的不平不和,究竟是会被天理裁制的。
世间的人类,男人与女人的数目,永远是平均的。有姓张的一母生十男,也有姓李的一母生十女,所以合起全世界的计数,男女的数目,不会相差太大的。这就证明了天道的公平,与阴阳的中和,其中有不可思议、自然调整的能力。若是我们想要仗恃着我们的本领,来违反天理中和的能力,最后毕竟是要自己吃苦头的。如果若是天理阴阳没有裁制调整的力量,那么人的男女数目,也不会永远的平均,世间一切的事情,都会永久失去了公平,而强的、巧的则永远富贵,善人也永远不会抬头了。
欧美人用短浅的眼光来观察天理,以为世间只有强的、巧的会得到胜利,安分懦弱的,应该被人制服,所以名为“优胜劣败”。这种不究竟的学说,引起了世人的骄满作恶:骄就是有所恃而无恐,我有势力,不怕你,摆架子,显威风;满就是有势要用尽,有福要享足,专顾自己的私利,不替他人设想,只管目前快意,不为日后顾虑。德国、日本等国家的野心侵略,就是被此等学说所误啊
天道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就是过分的,要受到制裁;吃亏的,要受到补益。中国的圣哲,儒家、佛家、老庄的垂训,都是反复的叮咛,说明这个道理。《易经》上说:“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祸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尚书》说:“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又说:“惟天福善祸淫。”(这个淫字,不是单指性欲,而是指一切事情的放纵与过分,可以说就是骄满。又再具体的说,就是骄奢淫逸,贪狠暴横。)淫字的对面就是善。善字的意义甚为广泛,若是要确切的说明,众善都含有谦德的意义,都是以谦德为基本。《易经》是说明天道的书,乾坤两卦是总说天道的大意:乾卦说:“能利天下,而不言所利”,这就是谦德的意义。坤卦说:“坤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不敢成也。”这句的解说,是才华不露,功名不居,就是不务名,不夸功,也是谦德的意义。《金刚经》说:“度尽众生,自觉未度。”又说:“布施济众,不觉有施。”这是世界最高的道德,也包含了谦德在内。
再说,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都是义务心重,权利心轻。而义务心,是自己觉得我对他还有义务应尽,这就是谦。世间作恶的人,不过是权利心重,没有义务心。古语说,重利轻义,正是谦德的反面。所以,一切道德都在谦德里面:由谦发动,对父母兄弟,就是孝悌;对社会人群,就是忠信礼义廉耻。凡人对于谦德善行,都是恭敬欢喜;而对于骄满恶行,都是怨怒隐恨。那么天道的降福降祸,说是天道,实是人情;说是天降,实由自作啊!上面的文已说过,天道就是人事的表现,《尚书》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华严经》说:“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所以,我们为善加福于人,我们自然还得其福;我们为恶加害于人,我们自然还得其祸。从此可知,我们对面的一切人、一切物,就是天,随处都是有天理存在其中的。除此以外,更没有别的天理可以表现。
那么我们对他们作事、说话,起念头、表示脸色,都要格外的小心注意。虽然他们或是愚笨,或是怯懦,或是老弱、孤儿、寡妇,无人帮助;我们若是欺淩了他们,我们在不久的将来,我自己、或我的子孙,也会同样的愚懦孤寡,被人欺淩。反过来说,若是我们对于这些无力可怜的人,心存慈愍,并且设法帮助他们,后来我也会得别人的帮助,而我的子孙则永远不会愚懦孤寡,被人欺淩了。这种天理循环的感应果报,有智慧眼光的人,自然能在社会上,一家一家的人事上来观察,更可以在历史上,一个一个善恶的人的结果来证明。这也是社会科学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啊!
一九四二年六月云台卧病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