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石岩：慈悲带来丰足自在
发布时间：2024-09-06 01:04:13作者：心经全文网 佛法 应缘一切智，以大悲为上首；修行布施，则能摄受一切智慧，疾无上菩提。
——摘自《大般若经知津》
心理学 爱是满足人性需求的方法中最合理、最具创造性的方法。 它带给我们自在、丰足和神采奕奕的生活体验。爱的本意是给予而非接受。是一种能力而非教条。爱的要素是关怀、负责、尊重和知识（了解）。
——摘自 E #8226;Fromm所著《爱的艺术》
博爱是布施的一种，它是人类天赋的情感，是自己与别人间情感的关系，其品质端视人格是否健全而定。有些人表现的爱是完美的，有些人表现的爱却有缺陷，有些人的爱表现了生命的光辉，有些人所表现的爱却损及生命的成长和人格的完美。一般言之，接受和占有的爱容易破坏个人心理的统整；拥有和控制性的私爱容易演变成暴力和纷乱。只有根据佛法中慈、悲、喜、舍“四无量心”所发的爱才是真爱，它表现出人类的生命力，提升人性尊严，成就现实的人生。
佛经中谈到爱的地方很多，所指的是“爱着”、“爱染”，或对物欲的贪求。因此十二因缘中，爱是其中的一支，认为它是因果轮回的原因，例如《楞严经》谈到因爱害道，《小止观》亦论及爱是烦恼。佛教经典中所提出的爱、爱见、爱法、爱染等等，似乎都非善德，例如
《圆觉经》云：
轮回爱为根本。
《华严经》云：
众生无智智，爱利所毒害。
《楞严经》云：
落爱见处，失菩提路。
从表面上看，爱似乎均被认为是无明和烦恼，是一切业力的根源，是般若的障碍。但就另一个角度看，《大智度论 #8226;二十七》所论及的四无量心──慈、悲、喜、舍──从心理意义层面上则是现代人所谓的博爱。
《大智度论》上说：
大慈与一切众生乐，
大悲拔一切众生苦；
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
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
简单地说，慈就是给予别人幸福，悲就是协助别人消除痛苦，喜就是给予别人欢喜，舍就是无所求而行于布施。《大智度论》上说：
慈名爱念众生，常来安稳乐事以饶益之；悲名愍念众生受五道中种种身苦、心苦；
喜名欲令众生从乐得喜欢；舍名舍三种心，但念众生不憎不爱。
从经典中有关爱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爱”本身可以成为烦恼和苦乐，障碍人类智慧的发展；但亦可成为般若，成为人性提升的动能。六祖慧能说：一切时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即是般若行。一念愚即般若绝，一念智即般若生。
一念智的时候，爱成为慈悲，所以常生智慧；一念愚的时候，它化为私爱，因而成为烦恼，私爱即是爱执、爱欲、爱见、爱法。上述属于有为法的爱，无疑会障碍心灵的成长，破坏心理的平衡，因此它是烦恼，是业力的根源，是大智慧的障碍。博爱即是人性之光，是智慧和实现的动力，是安全感和自在的来源。因此，我们不能怀疑爱的价值，相反地，我们应确认博爱的本质，以“四无量心”去行博爱、去救世、去奉献、去普度众生。现在我们要从心理历程上来检讨爱的性质，将它弄个明白，好使我们在修持上有个遵行的理则。
人的诞生，无论就全人类或就个人而言，都表现了从一个确定稳定的情境中被抛出，这个抛出代表两个特有的涵义：其一是理性思考的出现，使他意识到自己与别人是分离且对立的；其二是他离开了原有朦胧中的安定情境，面临着孤立、多变和不安。人一旦意识到自己之孤立和不安，就必须设法和他的同胞建立关联，或设法在本周景物中找寻安全感，这种寻找安全感的情感，便是爱的原始动力，而最原始的爱执和最完美的博爱都由这个原始情感演化出来。它对人生而言，既是心理生活的需要，又是生命的活力，它可以演变成政治统治、军事征服、逃避强迫性工作、对神的迷恋、对物的囤积；同时也可以化为慈悲、温柔和博爱。
人类与生俱来就带着不安，因此他必须寻找解除不安的途径。很不幸的是，人类愈想逃避不安，愈是造成更多不安的现象，同时也愈显得自私和执著。如何解除不安求得解脱，成为人类不断努力追求的答案。关于人类“不安”的本质，在禅宗公案里有一段写得非常精彩：
慧可有一次向达摩说：
“我的心不安，请师父替我安。”
达摩说：
“请你把心拿出来，我替你安。”
过了好一会儿，慧可说：
“我找不出来。”
达摩说：
“好！我已经把你的心安好了。”
据说，这次对话使慧可大悟，后来成为中国禅宗的第二祖。这个公案明白地指出，心的不安是人类精神生活上的大问题，而不安本身即在企图予以克服的心情下，造成更多的不安。换言之，愈想以“有”来巩固自己，私心就愈造作、愈严重，因此禅师教他的学生放下，而“放下”就能“给予”，就能“布施”，就能博爱。“博爱”是古今中外的至德，是大智慧的表现，是完美人生的途径。
人类为了克服原始的不安，大抵采取麻醉、拥有和博爱三种方法，但三种方法之中，只有博爱才能真正解脱不安。佛陀为了使人类精神生活能从苦恼中超脱出来，便提出了慈、悲、喜、舍的布施精神，并附带了五戒，以免堕入恶道而造成精神生活的灾害。兹分别说明如下：
麻醉与戒酒、戒淫、戒妄语
人类为了克服不安，第一种方法就是麻醉。寻求麻醉的手段很多，例如酗酒、集体狂欢、性的狂乱、药物迷乱等等都是。从原始到文明社会，无论哪一个民族都懂得酿酒，它可能是最早被发明出来的科技。其主要原因是为了解除苦闷的“需要”，因为喝过酒后，可以得到相当程度的麻醉，就可以逃避现实的苦闷，忘掉不安和未可预知的一切。原始民族在打完猎后要大喝一顿，作战归来亦要大喝一顿，接着就是集体的狂欢，有时明明知道这种狂欢会给敌人偷袭的机会，但还是坚持狂欢下去。
在文明社会的人们，酗酒和酒精中毒的更多，特别是在紧张的工业社会里，心理焦虑加上名利薰心，竞争的失败者往往借酒消愁。据报导，近年来酒精中毒和喝酒闹事的人数不断地增加，特别是现代的青少年，他们为了解除焦虑，很多染上了吸食迷幻药物的恶习，利用药物来麻醉自己，以寻求暂时的解脱。至于色情的狂欢泛滥，在现代社会里更是普遍，因为性交时的短暂狂乐，可以使人忘怀一切。这些麻醉自己的方法，在竞争愈剧烈的社会里愈是严重，因为紧张的生活会带来太大的不安。
由于借助酒精和药物只能逃避一时的痛苦，事后总免不了有借酒浇愁愁更愁的惆怅。性交的狂乱，因为缺乏真情，一时的亢奋却带来更多的心灵空虚，而且循环下去形成性的饥渴。麻醉的结果引起更多的麻醉需要，于是堕落就从此开始，其终点是无尽的深渊，是生活的溃败。佛陀有鉴于此，故设教戒酒和戒邪淫（于出家众则戒淫），希望世人要当一个能面对现实、能勇敢承担下去的觉者，不要当一个自我麻醉的堕落者。
从心理学的观点看，习惯性饮酒或酗酒以致乱性者，才是违反酒戒。没有爱情的野合，沉迷于色欲，才违反淫戒。但酒若用于正当用途，如在特殊情况下的御寒，或是健康上的特别需要，自不在禁戒之列。至于夫妇之间的正常性行房乃属伦常，亦非淫乱。
人们除了用酒精、淫色与狂欢来麻醉自己外，也爱听好听的话来自我麻醉，或者批评别人来自我安慰或补偿。爱听甜言蜜语的人永远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和过错，更不敢面对失败或缺点，心胸开朗不起来，智慧的发展也就大受限制。爱批评别人的人总是深深地自恋，他无法清楚地了解自己和别人，这种人的人格发展不免有了缺陷，因为负责辨别是非及处世能力的“自我”会渐渐丧失创造力，而无法发展服务、给予和爱人的能力。佛陀有鉴于此，才定下“戒妄语”的戒律，因为只有戒除这种防卫心理机制，才能使自己真正地清醒与活泼。《坛经》上说：
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若见他人非，自非却是左；他非我不非，我非自有过，
但自却非心，打除烦恼破。
当一个人能从是非妄语中超脱出来时，他才具有健全的人格，能爱人，能助人。
拥有、结社与戒盗、戒杀
人类解除焦虑的第二种方式就是寻求拥有和结社。追求“拥有”，形成财产的观念；追求“结社”，建立了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以及共同的宗教和文化。寻求结社的需要，导致政治和社会制度，这可以说是本于天性的反应。不过人类为了结社，在制度上却造成两种不同的形式：其一为民主政治，它建立在自由和人性尊严上，在彼此遵守法律的情况下，个个自我实现；这是独立的结社，而非统治与屈服共存的结社。其二为集权政治，它要求个人抛弃独立感和自由；这种结社往往被少数人操纵，在群众寻求结合的需要下，操纵者乘机诱惑，利用人性的弱点，造成集权统治，以逞其一己之私欲──占有，它成为人类杀与盗的根源。
在人格特质上，有些人倾向于主动地寻求结合，有些人倾向于被动地寻求结合，两者配合起来，就表现出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关系。前者成为控制者，后者成为屈从者。在病态的层面上，两者相互需要而成为共生结合。控制者以控制为手段而演变成虐待狂，把别人严格地控制，命令他们服从，剥削其情感和财产，伤害他们，凌辱他们。希特勒就用这种态度对待他的同胞，而他的同胞在一开始，却表现出歇斯底里的盲目服从，直到被诱入彀时，则悔之已晚。很不幸的，这种悲剧一开始是以爱做幌子来完成的。共生结合是一种盲目的结合，它的条件就是放弃自己的独立人格，把自己和他人当做物来操纵，为了达到共生结合的目的，杀戮与胁迫成为必要的手段，它根本违背了人类追求自我实现与人格统整的天性，因此导致人性的萎缩，社会文化的破产。
佛陀为使弟子免于迷恋控制和占有的心态，酿成社会的紊乱及自己在人格上的溃败，因而立下杀戒和盗戒。从心理学的观点看，开杀戒并非限于杀生，其他诸如杀气腾腾的咒骂、愤怒时的捣毁，甚至对生命及自然生态的破坏，均属犯戒。至于盗戒的内涵即是不当取者不取，不当得者不得。它绝非限于贪取财物的偷盗，在现代社会里能取则取，而不考虑当取或不当取，在财物生产上能生产则生产，不考虑当生产或不当生产，均属于犯了盗戒。因为这种愚昧的行为必然会自作自受，造成伦常的崩溃、心灵的空虚和落漠。
博爱与布施
人类第三种解除不安的方法就是博爱，这是真爱，是人与人之间最良好、最具建设性的关系；成熟的爱是在保存自己的完整之下，与别人建立合理的结合关系。它是从生命中流露出来的完美情感，是沟通彼此的力量，是人类互助、友爱、慈悲的根源。成熟的爱是在彼此关怀中结合成为一体，但每个人仍旧保持了自己的独立、自由和完整。这种爱的特性是给予，而非占有；是友爱，而非对立。给予对于人类的心灵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是自己能力的最高表现。因为只有内心真正丰足的人才可能给予；同时也只有在给予中才能体会到自己的富饶和存在，它使人感受到生命力、喜悦和满足。
和给予相对的是剥削和囤积，它在心理活动上表现出贪婪和贫穷的反应。贪求财货利益就是“爱欲”；乞求神恩和寻求别人给予爱就是“爱著”；为了别人赞美而行善就是“爱法”。这些都具有剥削和占有的本质，都不是真爱，因为它破坏了自由和自我统整。当一个人不能力行“无为而有以为”，不明白“无用之用”的道理时，是不会对别人产生真爱和博爱的。
给予原是人类的天性，但是在物质欲望高涨的感性文化下，往往被强烈的私欲压抑下去，而压抑“给予”的天性，却造成心灵的贫乏、空虚和苍白。给予是人类心灵的一种需要，但是有些人因为贪执，想囤积财货，倾向于自我防卫以致不能给予；有些人则因真正的贫穷而无力布施，以致不能享受给予的快乐，在生活上显得黯淡无光。弗洛姆说：“贫穷所以那般贬抑人，并非它直接导致痛苦，而是它剥夺了享受给予的喜悦。”他说明了贫穷的人自觉没有光彩的原因。不过，给予的未必都是财货（财施），更重要的则是精神上的给予（法施），包括日常待人的态度和德行。一个人若时时实践礼让信守，心怀忠孝美德，必能以其德“给予”他的亲长和同胞，而使自己变得丰足快乐。孔子说：“富润屋，德润身。”能实践孝悌忠信之德，就是一种对别人的给予，这种给予同样使人感受到丰足，有时尤甚于财施的快感。
给予能够使人感到丰足，剥夺和囤积则使人感到匮乏，因此佛法上把布施列入六波罗蜜（通往醒觉之路）之首，足见它的重要。现在我们从心理学的观点，对博爱加以分析：
（一）关怀与愍念有情
爱不只是关心或关怀，重要的是去实践，伸出你的援手去帮助对方，如果只有关心而不去实践，往往使自己的爱流于花言巧语，形成一种“无能的爱”。比如母亲应尽照顾子女之责，如果她不能尽责，疏忽抚育，不给予正当的教育，即使用诗篇来形容她的爱，亦是徒然。有一位母亲因为丈夫不能给她某些方面的满足，于是抛下幼子，一走了之，另寻他欢。有时偷偷回家探望子女，她泪流满面地告诉邻居说是如何地念子情切，事实上，这种爱只是一种虚妄，不是一种实现；她的语言和眼泪只是一种情绪，而非真正的母爱。又比如说，许多人都很爱花，但是遇见花就伸手采摘，这怎能算是真正的爱花？采摘是摧花而非爱花；另外有些人把心爱的花苗千方百计地弄来种在院子里，但是种了花却疏于施肥浇水，不久便枯死了。这样虽说爱花，但却没有付诸行动去照顾它，只能称之为无能的爱。我们对子女、对亲长、对同胞乃至对社会国家的爱，都必须付出切实的照顾和关怀。
心理学对爱的内涵非常强调实践和关怀，但佛法则在这两个属性之外，更重视施爱者之无所求心，即不求回报，不求别人的赞誉，甚至也不心存实践佛法之心。
《大般若经》上说：
菩萨欲疾证得一切智慧，
穷未来际，
利乐有情；
应观法空，
缘一切智具胜功德，
愍念有情受贫匮苦，
应行布施波罗蜜多。
一个人要做到关怀别人，实际伸出援手，并非易事，但要心存“法空”，甚至连“心存法空”都没有，那就更难了。但无论如何，一个人如果肯存心去愍念有情，能人饥己饥，人溺己溺，他的功德已经能与菩萨等同了。
（二）负责与住不退地
爱的第二个因素是负责。责任并非由外界加予的负担，而是一个人对于施爱的对象所做的回应。负责肯定了一个人的存在，逃避表现了生命之无能。负责使一个人坚强起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它是实现生命的契机。比如有一位老师，终日以教育为职志，观察学生的需要，随时做适当的辅导，考核学生的优缺点，时时加以矫正和鼓励，这就是负责，就是尊贵的教育爱。《中庸》云：“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其所言的载物、覆物与成物就是负责与弘毅。一个人若能够民胞物与，时时准备回应和奉献，那就是博爱，就是高明博厚。
负责表示一个人具有回应的能力，回应与反应显然不同：所谓反应是指一个人对某一外来刺激所做的应对，它不涉及善恶好坏的问题。回应则不同，它涉及价值判断，涉及施与受双方面的妥当性。一个能负责的人必然能承担给予所必须付出的艰辛，并对行为的结果表示关心，因此，具有负责性格的人，他的思想是积极的、热心的，他时时刻刻都是精神充沛、自强不息的人。
一个具有负责性格的人，不但能对自己负责，同时也能对别人负责，因此他具有健康的心理、稳定的情绪和温和的谈吐。他们在事业上表现出拓荒者的耐劳，在待人方面则表现得踏实敦厚，他们因为可靠、勤劳和关心别人，而获相当的成功。佛法告诉我们， 一个人必须“精进”， 必须“住不退地”，一个人若能在修行、事业各方面，本着常道，精进不退，就是负责。《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中说，广修供养是十大功德之一，所谓供养的本质就是负责和实践。供养有法供养等，包括劝人修行供养、利益众生供养、摄受众生供养、代众生苦供养、勤修善根供养、不舍菩萨业供养、不离菩提性供养等，其中以法供养为第一，因为法供养包含了其他种种供养，能根据佛法的旨意去实践，去服务社会，就可以成就大乘法器。
“负责”就是服务社会，佛经上称之谓“利乐有情”，而利乐有情就是菩萨初心。
《大般若经》云：
发菩萨初心即胜过小乘后心，须知菩萨不退心力，胜过其余神力，最为无上。但起退心者，非真菩萨而是增上慢。
想证入无上智慧，须将自己的才智相应地正确发挥出来。一个人能把自己的智慧用来利乐有情、服务社会，而又努力不懈，就是行菩萨行。能这样做，生活就会有朝气，事业也易于成功，在修行办道上也必然精进有成。心理学家弗洛姆说：“能爱人者必也能自爱。”能懂得对外负责、利乐有情的人，必然也能利乐自己，这就是博爱的自然回报。
（三）尊重与善巧方便
关怀涉及照顾和实践，负责包融回应和力行，这样的爱还是不够完整，因此在施爱时，必须对所爱的对象加以尊重，以免关怀和责任变为控制
无数菩萨，行菩萨行种种差别，无数如来，种种方便，饶益有情。
这充分说明了无数菩萨与如来是多么慈悲！多么能尊重每一个人的个别差异和需要，而予以关怀与协助!
我们可以说，佛陀从初转法轮度阿若乔陈如，到最后说法度须跋陀罗，这中间所说的十二部经都是法施，都是为了彼此互不相同的个性而说的不同解脱之道。《坛经》上说：“一即是一切，一切即是一。”每一个人的因缘不同，学习的方法各异，因此要通过尊重，通过对个性的尊重，才能协助一个人自觉、自悟与自度。佛陀所说的“万法”只是为了适应个人需要所做的权宜过程，最后的目标是获得开悟，实现正等正觉，因此一切方法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对个性的尊重。大慈大悲的爱也是一种尊重的爱。观世音菩萨在楞严法会上对佛陀说：
世尊！
由我供养观音如来，
蒙彼如来授我如法闻熏闻修金刚三昧，
与佛如来同慈力故，
令我身成三十二应，
入诸国土。
于是，他逐一列举出三十二种启发有情众生的方法，他的三十二应代表他能扮演三十二种角色，在娑婆世界里接近有情众生，帮助他们，协助他们，启发他们，使他们获得开悟。此外，他还有十四种无畏功德，救灾救难，他说：
世尊！
我复以此闻熏闻修金刚三昧无作妙力，
与诸方三世六道一切众生同悲仰故，
令诸众生于我身心获十四种无畏功德。
他所举出的十四种功德，就是针对当时一般人所遭遇的灾难和苦闷，而献身的种种济危救难的善行。
每一个人的根性、因缘、遭遇都不相同，爱不是一个模子去行善布施，而是因人、事、时、地的差异，给予不同的回应，那才是真爱，才是慈悲。
（四）了解与智慧
再次，如果我们不了解别人，就不能尊敬别人，也不能正确地关怀别人，并对他负起责任。了解一件事情或一个人， 必须有足够的知识。 西哲说：“知识即道德。”父母想爱护子女，必须懂得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子女想孝顺亲长，也必须了解老人的心理，否则你的爱可能白费力气，甚或产生误解，或造成有害的爱。有位年轻的母亲，她看到孩子出麻疹，发高烧又冒汗，于是把窗户打开，让孩子乘乘凉，结果反而罹患感冒，并发肺炎，险些送掉了小命，这就是缺乏知识的后果。
爱人不但要了解对方，同时要了解自己，也就是说，自己必先了解自己能给予什么，才能正确地给予。拿爱国做比喻：我们想爱国，必先明白国家需要的是什么，然后根据自己之所能去给予；爱国并非建立在非难和批评上，而是要尽己所能去奉献，只顾批评而不奉献，就是生活上的溃败。《大般若经》对博爱的布施、给予或奉献也有精深的解释，认为布施或给予必须依照最大的知识和智慧，以悲天悯人的襟怀去做奉献和给予，只有能应用种种知识和创造力， 才能实现圆满的人生， 参透生命的最高智慧──菩提。
一个人有了智慧，能深深地了解人心，他才能针对别人的需要，维护别人的自尊，做最适当的布施，使对方获得饶益；有智慧的人帮助别人是无形的、暗中的、不居功的，而且是针对对方的需要，这种行持在佛法上称为善巧方便布施。 《大般若经》上说：
有巧方便所行布施及 随喜回向所引善根；
如月如日如吠琉璃宝如马宝。
常于有情，作大饶益；
如真金，如日月……。
应起决定施心，
应学无染布施；
观诸法，若顺若违，
皆能助引一切智智。
帮助别人不但需要知识和智慧，更重要的是心中没有所求，没有居功的用心，只有这样的布施行为，才会为自己带来丰足感和自在感，而使智慧衍生更丰富的智慧。
倘若一个人的给予是有所求的话，则不论所求为何，均非完美，因为只有无为的爱才是由清净心所发出的爱，才是自我实现所发出的真爱，这就是《金刚经》所说的“应无所住而行于布施”的本义。
博爱的本质是给予而不是占有，给予是自我实现的开始，它的过程是丰足和喜悦，它的终点是人生的圆满和自在。给予只有在懂得“无用之用”的人手里，才真正表现了生命的光辉。
摘自《清心与自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