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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融精神在宗教对话中的意义——陈兵

发布时间:2024-08-24 01:03:38作者:心经全文网
圆融精神在宗教对话中的意义——陈兵

二、圆融精神的运用及表现

在中国佛教中,圆融思想并非只是哲学的玄想、思辨的游戏,而是宗教修持和世俗应用的指针。这是佛陀说法的基本精神,也与本土儒、道诸家哲学终归于伦理履践的传统相符契。太虚大师言:“禅观行演成台、贤教”,二宗教理皆出禅观修持的体证,还用于指导禅观。天台宗以“教观双行”为突出特征,其教理多就止观修持而讲述,直接运用于止观,修行者须先学通教理,获得“圆解”,树立圆满的正见,作为修圆观而证得诸法实相的前提。华严宗的教理亦用于修华严三昧等止观。

在修持上,台、贤、禅等诸宗,皆从真妄一如、世间出世间不二、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圆融见地出发,将出世间、了生死的修行与现实生活相圆融,将圆观落实于对我人而言最实在的当下一念。天台宗强调“资生产业治世语言皆与实相不相违背”,重在就现前一念观“一念三千”。《摩诃止观》卷六:“若深识世法,即是佛法。”华严宗的修持也最终落实于观现前一念。澄观《答顺宗心要法门》云:

若一念不生,则前后际断,照体独立,物我皆如,直造心源。

禅宗强调“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将实相、法界指归为当人心性,更注重超越言思,当下顿见本来不可言说的心性,批评华严家的事事无碍法界仍然“坐在法界量里”。与印度佛教的修证一般都强调离尘避世、舍弃万缘、面壁静坐专修禅观,以期由定发慧,实际将修行与世俗生活打成两橛不同,最能体现中国佛教世、出世间圆融不二的禅宗,主张在生活中、日用云为中参修,在出坡劳动中用功,在动用中悟道,打破了对静坐和出家的形式之执着,真正开辟出了圆融世出世间、圆融世俗生活与宗教修持的实践之道。正如霍韬晦先生所言:中国佛学所设定的最高境界绝对,最后仍然回归于现实,在现实的基础上解消一切对立,以成一超世间而在世间的智能,并落实于身体力行。禅宗预取了三论、天台、华严三宗的教相,“而化为行道上的表现。所以禅宗不是‘说’圆融,而是‘行’圆融;不是‘教上’的圆融而是‘教外’的圆融了。”圆顿,对佛法的即生乃至当下直了顿证,成为中国化佛学的一大特征,天台宗追求依圆教修行而一生证入相当于别教初地菩萨位的初住,华严宗主张三生证佛果,禅宗更高扬“顿悟成佛”,与印度大乘多劫渐修的通常修证体系迥然有别。这一点在近代被一些学者指责,其实它表现出的现实主义、实证主义精神,更近于原始佛教。

在运用于修持之外,中国佛教还将圆融思想用于指导“判教”及处理佛教内部各宗派、各种见地,佛教与外学、佛教与世俗社会的各种关系,用以解决各种矛盾。圆融思想,使中国佛教表现出一种特出的圆融性格。

在判教方面,中国佛教诸宗,虽然通过对全体经教进行判别,说明自己所宗尚者为最圆满的佛法,但皆直探佛陀说法的用心,从随乐、随宜、随治、随义“四随”或世界、为人、对治、第一义“四悉檀”的原则着眼,将佛所说一切经教、各种异说都融通为一,肯定其皆为治病之良药,所谓“药无贵贱,治病则良;法无高下,对机则圆。”又根据缘起法必有差别的原则,努力理清佛说法的因缘和思路,分清深浅偏圆顿渐,虽以尽畅圆融之旨的“圆教”为最圆满,亦予圆教以下的小乘教(藏教)、大乘渐教(或通教)、大乘终教(或别教)以各自的地位和价值。晚唐以来,自称“教外别传”的禅宗与诸教宗(宗与教),及主要流行的禅宗、净土二家的关系,成为大家关注、讨论的重大问题,有代表性、权威性的大德,率多圆融宗与教、禅与净土,如南阳慧忠、宗密、永明延寿等禅师,主张宗、教不二,“教为佛语,宗是佛心”,强调参禅应以经教印证。延寿、清了、悟新、行秀、惟则、梵琦、圆悟、憨山、真可、莲池、元贤、法藏、彻悟等,皆主张禅、净融通,认为“禅者净土之禅,净土者禅之净土”。禅净双修,诸宗融合,成为元明以来中国佛教的普遍趋势。

以判教为前提,中国佛教诸宗对佛教内部的各宗派、各种思想,也以圆融的原则,进行判别平章。诸宗在教理方面亦不无争论,但一般皆限于教内的学术讨论,态度友好,只是有理有据地分析批评对方学说的不圆满,肯定其所对之机,承认其价值,不一概否定。只有对违反佛法之异说,及违犯佛教制度的作法,如三阶教、后期白莲宗等,才进行严厉批评。中国佛教诸宗之间,大多保持着和谐融洽的关系,从无不同宗派之间的激烈争斗和战争出现。在这一方面,与印度部派佛教之间因见地不同而分河饮水,及日本、吐蕃佛教亦曾发生佛教内部宗派之间残酷战争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当年印度佛学空有之诤势若水火不兼容,从中国去的玄奘法师特撰《会宗论》三千颂,调和空有,主张“圣人立教,各随一意,不相违妨。”表现出中国佛学的圆融风格。清末至近代,藏传佛教界由宁玛派大德吉美林巴(1729-1798)等发起的“利美运动”,以调和诸派为宗旨,主张诸宗融通,佛法一味,藏语“利美”,与圆融含义相近。只有对虽然打着佛法旗号而实际危害佛教、欺世误人的附佛法外道,如古之罗祖教、今之“法轮功”邪教等,中国佛教界则毫不客气,如明代附佛法的无为教(罗祖教)盛行,莲池大师号召“凡我释子,宜力攘之。”当代中国佛教界对法轮功邪教从1996年起便不断进行揭露批判。但即使对此类邪教,中国佛教也只是响应其对佛法的假冒和诋毁,进行口诛笔伐,从不以武力主动攻击,而且还注意从此类邪外的流行中反思佛教自身的缺陷,吸取有益的教训,实际上承认邪教也有其充当反面教员的作用。

中国佛教也以判教的圆融精神,对待佛教以外的其它学说,特别是中土传统的儒、道二家之学。佛教入中土之初,即对本土儒、道之学采取顺应、融会的态度,肯定其淑世化民的正面社会作用,并以“辅翼世教”的社会职能自居,以佛教之五戒和会儒家之五常,借道家之用语翻译佛典。与佛教同属宗教的道教,从东晋到元初,有时与佛教矛盾较为尖锐,曾有过几次斗争,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三武”之灭佛及宋徽宗之抑佛,皆以佛、道冲突为重要背景。但佛教对道教的挑战,从来只是以辩论的方式进行响应,有理有据地批驳道士对佛教“三破”、“舍华效夷”等攻击及“老子化胡”说之无据,而对道教崇道敬天化民的社会功能,佛教人士也多予肯定。佛教对儒学虽然多行和会,但这种和会只在世间法的层面,在有关出世间的见地问题上,从来注意保持理论的严肃性,分清佛法与世法,指出儒、道二家世界观、心性论的世间性、不究竟性,以显出唯佛法为堪以超出世间的、究竟如实的真理。如吉藏《三论玄义》分辨震旦“三玄”落于无见,与佛法不同;宗密着《华严原人论》,通过追究人生本原、建构宏大哲学体系,显示儒、道之见的不究竟及佛法的究竟。宋元以来,三教一家、三教同源一致,成为普遍的社会思潮,特别被道教中人所提倡,佛教亦顺应社会需要,持圆融三教的态度,一些佛教大德如智圆、憨山、藕益等还著书立说发挥儒、道之学。然这种圆融,多非如道、儒二家多混淆三教之学尤其核心心性说为一致,而是以佛法判教的方法,只将儒、道之学判为世间人天善法,严格区分三家心性说的不同,显示出佛法的究竟。如憨山《观老庄影响论》判老庄为天乘法,孔子为人乘法,皆不出世间

。莲池《竹窗随笔》论儒家喜怒哀乐未发之性尚非佛法之本来心性。其《正讹集·三教一家》云:

三教则诚一家也矣,一家之中,宁无长幼尊卑亲疏耶?佛明空劫以前,最长也,而儒、道言其近;佛者天中天、圣中圣,最尊,而儒、道位在凡;佛证一切众生本来自己,最亲也,而儒、道事乎外。是知理无二致而深浅历然,深浅虽殊,而同归一理。

莲池还撰有《天说》三篇,响应当时传入的基督教对佛教的诋毁,只批驳其说之不合理,而肯定其教人敬天为善,肯定其信奉者皆正人君子,表现出一种谦虚有礼的态度。因为有圆融精神的指导,中国佛教从未像基督教、回教那样强烈排斥异己,发动发宗教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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