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祖慧能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马祖道一说：“平常心是道”，太虚大师说：“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这些经典名言似乎都支持“生活即修行”的理论。于是，“生活即修行”，成为佛教徒理解佛法与生活关系的理论基石与经典诠释。在现实型态中，更可以发现唱歌、喝茶、下棋、打球等现实生活都成为“修行”的口号;生活即修行，既给修行带来现实的感召力，也会带来修行的堕落诟病。因此，深入理解“生活即修行”，是当代佛教界在弘扬佛法的重要理论问题，也是佛教徒正确处理好佛法与生活的重要现实问题。

一、“生活即修行”的本体——“性在作用”

“生活即修行”的原理来自如来藏思想，众生身中皆具足平等无差别的如来性，“在缠名如来藏，出缠名法身”，后来禅宗提倡“见性成佛”，强调悟入事物的本性。但是，本性是依现象而显示，故依现象而直示法性，这样身心活动即为本性——“性在作用”的思想逐渐显露出来。

宋译《楞伽经》卷二说：

或有佛刹瞻视显法，或有作相，或有扬眉，或有动睛，或笑或欠，或声咳，或念刹土。或动摇。大慧!如瞻视及香积世界，普贤如来国土但以瞻视，令诸菩萨得无生法忍及殊胜三昧。是故非言说有性有一切性。大慧!见此世界蚊蚋虫蚁，是等众生无有言说，而各办事。

这正是借助“扬眉”、“笑”等身心动作的“作用”，指示学人悟入般若法性。当然，生命现象是二元分别对待之心、境，必须有般若法性的作用，才能“见性成佛”，这就是“性在作用”。

“性在作用”则必须强调破除“现象作用”，离开“般若法性”，所谓“生活”就不是修行。但是，马祖道一禅师却说：“著衣喫饭，言谈祇对，六根运用，一切施为，尽是法性。”马祖强调“施为”即是法性，这就表示喝茶、吃饭等现象作用皆是法性。“法性”非单指“无分别”性，亦兼有分别之作用而言——统“无分别”又常起“现象作用”之全体，才是“法性”的完整内涵。

所以，“生活即修行”的本体在于“般若法性”，这不仅是理悟，更是实践的——我、法双空，必须通过猛烈身心动止来展现，这才是棒喝、棍打的意义所在。反过来说，如果离开“般若法性”观照和反思，生活方式就是欲望的堕落与对待的分别，根本不是修行。或许可以这样说：生活即修行，修行离不开生活;但并不是所有生活方式都是修行，只有“般若法性”作用的生活方式才是修行——自由、宁静、灵性(戒、定、慧)的生活方式

二、“生活即修行”的境界——平常心

当提倡“生活即修行”时，必须依靠“平常心是道”作为境界的根据。平常心是道来自马祖道一，《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八：

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何为污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趣向，皆是污染。若欲直会其道，平常心是道。(何)谓平常心?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经云：非凡夫行，非贤圣行，是菩萨行。只如今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道即是法界，乃至河沙妙用，不出法界。若不然者，云何言心地法门?云何言无尽灯?一切法皆是心法，一切名皆是心名，万法皆从心生，心为万法之根本。经云：识心达本，故号沙门。名等义等一切诸法，皆等纯一无杂。若于教门中得随时自在，建立法界，尽是法界;若立真如，尽是真如;若立理，一切法尽是理;若立事，一切法尽是事。举一千从，理事无别，尽是妙用，更无别理，皆由心之回转……一切法皆是佛法，诸法即解脱，解脱者即真如，诸法不出于真如。行住坐卧悉是不思议用，不待时节……若见此理，真正不造诸业，随分过生，一衣一钵，坐起相随，戒行增熏，积于净业。但能如是，何虑不通!

“平常心是道”的根据有二：

第一、“心为万法之根本”，“心”能建立诸法，具备各种功能作用，是统摄一切分别、无分别的中枢，是悟入、观照“般若法性”的主体;

第二、“一切法皆是佛法”，要事理圆融。所以，“平常心”并非平常凡夫的分别活动，更不是欲望、竞争之心，是“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所以，从果位来说，“平常心”是清净智慧、无分别之心;从因地上说，即是去执、自由、宁静、灵性的心。

马祖强调“道不用修”，并不是碌碌无为，而破执至尽，能修一念亦破，从而悟入无分别法性，随顺任运，无功自行。所以，生活中的“随缘”，若是欲望、竞争，根本不是“道”，亦非“自在”。同时，修道的生活要“不造诸业，积于净业”，所以“道不用修”并不是不修行、不修善法、不努力精进，而是反对自以为是、心存杂念的造作，自欺欺人，哗众取宠;而是要精进修行，断除诸恶，修一切善法。所以，在生活中要有真实的体悟，培养去执、自由、宁静、灵性之心，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活。所以，“平常心”并非平凡心，其本质是菩萨道，在般若智慧主导下的修行生活——菩提心、般若、誓愿、万行。

但是，修行生活并非离世甚至诡异，菩提心、精进心、般若慧必须以最平常、最平凡的方式表现出来，任何矫揉造作、是非争竞都不是“平常心”。

三、“生活即修行”的现实型态——个人修道生活与组织制度的区别

“平常心”境界的实现可能性只在于生命个体，而非某个组织。所以，“生活即修行”只关涉修道个体，与寺院等组织无关。

从“制度性宗教”出发，佛教是立足于神圣的;在佛教组织内部，教义、仪式、出家僧众象征神圣性，诵经、弘法等宗教活动代表神圣层面。僧人是佛教信仰的精神领袖、民众信仰的指导者、正法的延续者，是佛教存在于世间的具体传承人。而寺院则是神圣的空间，是佛教信仰的的载体，是佛教思想与制度的体现，是佛教与社会连接的平台，是佛教文化体现的天地。寺院以一种组织制度出现，必须以“正法久住、广度众生”为理想和使命，而不能进入世俗体系，必须对世俗体系进行批判与反思。所以，寺院的制度性生活必须是出世、批判世俗意义的生活，必须强调只有出家、禁欲主义的生活才是修行。

僧人是特殊的修道个体，因为其修道生活是制度性的体现;同时，僧人也是具体的“人”的存在，难免也体现“人”的生活，如吃饭、喝茶、打球、弹琴、下棋等，但是“人”的生活必须受到制度的约束，即是持戒的生活。所以，僧人既是一种具体“人”的存在，也是一种宗教的制度性存在。从社会来说，一般人很难理解僧人作为具体“人”的存在;而从僧人来说，若缺乏信仰的热情、制度的约束与教理的指导，则容易滑向“人”。

僧人作为“人”和“制度”的混合体，而“修行”正好是其中沟通的中介，而且正是从“人”走向“佛”的觉悟历程，也是从世俗迈向社会的过程。所以，作为僧人个体来说，“生活即修行”在本体、境界上是完全适用的，而且是最佳状态的呈现。而寺院的组织制度必须对“人”的生活进行约束和批判，所以“生活即修行”不适应于制度性的寺院组织;即寺院作为组织，不能组织适合“人”的生活。

因此，僧人的生活必须进行严格的区分，如打球、弹琴、下棋等个人生活，必须控制在非制度性的范围内，即寺院的生活私人空间内，而不能以制度性的集体出现。所以，寺院不能将僧人的个体生活通过组织形式，如组成棋队、羽毛球队、琴队等出现在公众面前。僧人的生活以制度性形式出现在公众面前，必须是宗教性生活，如诵经、坐禅、从事慈善等神圣层面的生活。而当以具体“人”的生活出现在社会大众面前，尤其进入与社会大众的竞争体系，如XX寺足球队、篮球队等，则难免受到大众的诟病。如果将这些活动视为内部的健身活动，社会大众终将会理解和支持。

所以，出家就是选择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一种不能体现具体“人”的生活方式。但是，僧人毕竟是“人”，难免会有“人”的生活方式，但是这些“人”的生活方式必须受到制度的约束。其实，生活是自己过的，没必要把所有生活方式把呈现给别人;给自己留一点生活空间，也是给别人留点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