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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音乐及乐器的东传

自《摩诃》、《多勒》曲传入中国之后，李延年根据这两个乐曲作新曲二十八首，开始了西域音乐东传入中国，并与中国本土音乐相融合的时代的开端。从此之后，随着通往西域的道路的打通，各国音乐相继传入。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与中原经过一系列摩擦，最终以西域诸国的臣服告终，更加保障了交流的顺畅。

《宋书·列传第五十五 索虏》载：“三月，恂武卫将军宋丞、广武将军弘举城降，恂自杀，李氏由是遂亡。于是鄯善王比龙入朝，西域三十六国皆称臣贡献。”天竺国、龟兹国、于阗国、疏勒国、康国、西凉国和高昌国等国的音乐传至中国，于是开创了西域音乐与中国音乐交融的繁荣时代。

1．印度音乐及乐器的东传

印度，古称天竺国，又有谐音身毒。继丝绸之路打通之后，印度佛教渗透入中国，佛教音乐、其他音乐和一些幻影杂技相继传入中国。

《晋书·列传第六十五》载：“佛图澄，天竺人也。本姓帛氏。少学道，妙通玄术。永嘉四年，来适洛阳，自云百有余岁，常服气自养，能积日不食。善诵神咒，能役使鬼神。腹旁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读书，则拔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又尝斋时，平旦至流水侧，从腹旁孔中引出五藏六府洗之，讫，还内腹中。又能听铃音以言吉凶，莫不悬验。”

如此玄妙的技能，盖因传说的夸张所致，不可信。但是可以据此看到晋时期已有印度人进驻中国，并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受到关注的角色。关于天竺国的音乐文化，《晋书·列传第六十五》也有记载：“门慧睿才识高明，常随罗什传写，罗什每为慧睿论西方辞体，商略同异，云：‘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经入管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从此段文字看来，天竺已经是一个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其“宫商体韵，经入管弦为善”，是音乐文化发达的表现，这与印度是一个文明古国的史实相符。

印度佛教东传过程见诸于史料的只言片语，其中涉及较多的是《魏书》。《魏书·帝纪第八 世宗纪》载：“庚寅，南天竺国献辟支佛牙。”《魏书·列传儒林第七十二》载：“天竺胡沙门道悕每论诸经论，辄讬景裕为之序。景裕之败也，系晋阳狱，至心诵经，枷锁自脱。是时又有人负罪当死，梦沙门教讲经，觉时如所梦，默诵千遍，临刑刀折，主者以闻，赦之。此经遂行于世，号曰《高王观世音》

《魏书·志第二十 释老十》载：“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中土闻之，未之信了也。后孝明帝夜梦金人，项有日光，飞行殿庭，乃访群臣，傅毅始以佛对。”

到了这里“佛”字已经出现，而在张骞出使西域时称佛教还为“浮屠”教。该篇又载：“愔又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像。明帝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经缄于兰台石室。愔之还也，以白马负经而至，汉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关西。摩腾、法兰咸卒于此寺。”至此，佛教在中土始大行其道。

印度音乐传入中国的确切记载，始见于《隋书·志第十 音乐下》：“《天竺》者，起自张重华据有凉州，重四译来贡男伎，《天竺》即其乐焉。歌曲有《沙石疆》，舞曲有《天曲》。乐器有凤首箜篌、琵琶、五弦、笛、铜鼓、毛员鼓、都昙鼓、铜拔、贝等九种，为一部。工十二人。”这其中说道《天竺》乃是一种乐曲，为张重华坐镇凉州时，四夷来朝贡的乐曲之一，歌曲还有《沙石疆》和《天曲》。

朝贡的乐器则包括了箜篌、琵琶、五弦琴、笛、铜鼓、毛员鼓、都昙鼓、铜拔和贝总共九种，而且还来了乐人十二个。这次的音乐交流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看都是较其他时候规模为大的。而这里的琵琶应指的是与现代琵琶相似的琵琶，不同于秦汉琵琶。

佛教在北魏时期就已经十分繁盛，佛教音乐也应该已有传入，但是佛教音乐主要以吸收本地民间音乐为主要内容，这样方便佛教为大众所接受。关于佛教之盛，《魏书·志第二十 释老十》载：所谓佛者，本号释迦文者，译言能仁，谓德充道备，堪济万物也。

释迦前有六佛，释迦继六佛而成道，处今贤劫。……诸佛法身有二种义，一者真实，二者权应。……初，释迦所说教法，既涅槃后，有声闻弟子大迦叶、阿难等五百人，撰集著录。……后数百年，有罗汉、菩萨相继著论，赞明经义，以破外道，《摩诃衍大、小阿毗昙》，《中论》，《十二门论》，《百法论》，《成实论》等是也。……晋元康中，有胡沙门支恭明译佛经《维摩》、《法华》、三《本起》等。

其内所谈到的佛教始祖释迦文者，即今译之释迦牟尼，又谈到其佛义及涅槃和经文《百法论》等，可见佛教的东传已经臻于完善了。但是佛教音乐的记载年代却远于佛教的记载，并非因为佛教音乐是后生的，而是与当时社会所关注的内容不在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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