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化、草根化和知识化——汉吴佛教文化形成的三种途径

　　扬州大学佛学研究所李尚全

　　[内容提要]佛教在汉吴时期,通过意识形态化、草根化和知识化三条途径,以翻译佛经和着书立说的方式,在中国传播,形成了洛阳一苏北运河线一金陵佛教板块和岭南佛教板块,在中华大地上,落地生根。

　　[关键词]佛教文化意识形态化草根化知识化

　　从文化地理的视角考察汉传佛教的形成过程,也许我们会发现佛教中国化的历史途径,与地缘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地缘与人缘的结合,就形成了文化地理。文化地理的形成,至少要有三种人缘关系,才能形成文化地理。这三种人缘是,国家管理者、地方官员、知识分子。本篇论文,试图从这三个方面,解读东汉孙吴时期佛教文化地理形成的途径,是佛教在中国的意识形态化、草根化和知识化。

　　一、意识形态化:佛教中国化的上层途径

　　两汉帝王刻意经营西域,为佛教的意识形态化提供了历史平台。从佛教东渐的视角来看,印度孔雀帝国的阿育王,试图从文化软实力的方向上推销孑L雀王朝的核心价值观,想不用一兵一卒称霸世界。阿育王与秦始皇基本上是同时代的政治家,但在执政理念上完全相左。秦始皇在统一中国以后,继续崇尚武力。而阿育王在完成了古代印度的统一大业以后,其执政方向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开始注重文化软实力,把佛教作为国教,分别向北方和南方传播,倾销孔雀王朝的核心价值观,据佛教文献记载,在全世界建立了84000座佛塔。佛教在其时传入中国在逻辑上是成立的,但在中国大地上没有扎下根,在逻辑上也同样成立。因为,佛教的价值观与秦始皇要建立的法家核心价值体系格格不入。话又说回来,任何外来文化,要想由客文化转化成主文化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就是转化成主文化的附庸文化也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佛教的中国化就是最好的例证。也就是说,佛教传入中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必须通过多次反复,才能在中国落地生根。

　　据《三国志》卷30《魏志》裴松之注引曹魏鱼豢《魏略·西戎传》的记载,佛教在汉哀帝元寿元年再次通过外交途径传入中国,并受到了博士弟子景卢的采访。事隔60余年,汉明帝把对西域的经营再一次提上日程。汉明帝夜梦金人的故事就足以说明问题。他的谋臣说他梦见的金人就是佛,说明谋臣对西域的历史文化是关切的,也是了解的。同时也证明佛教自秦始皇以来,不间断地向中国输入的历史事实,使汉明帝和谋臣的一口昌一和有了历史根据。据史料记载,汉明帝派班超经营西域,重新恢复了西域都护对塔里木盆地统治。与此同时,班超派遣部下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扩大东汉对西域的影响。这就为外来文化的输入带来了契机:中国的皇帝需要佛教。汉明帝要继续汉武帝的事业,似乎采用了军事开拓边疆与文化渗透并举的策略,也就是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这说明,认识西域佛教文化,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佛教在汉明帝时代的洛阳首先扎根,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东汉中央政府建立白马寺,优待外来僧人,让他们编译出《四十二章经》,介绍佛教的基本教义,也就在情理之中。

　　佛教在汉明帝时代成为皇族的信仰,这是佛教中国化的必由之路,除此之外,没有其它的路好走。只有满足了统治阶级的政治需求,被意识形态化以后,才能在人生地不熟的异乡它土,找到落地生根的土壤。楚王刘英,是汉明帝刘庄的兄弟,正是有这层血缘关系,佛教也就随着刘英成为楚国的封君,都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使佛教从洛阳衍生到楚国。受其影响,佛教一直在这一地区流传。《后汉书·列传·襄楷传》说“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襄楷是平原隰阴县(今山东临邑县北)人,生活在楚王英后百年之时,这说明佛教教义在这一地区已经流传了百年,在民间非常普及,导致了本土僧人的出现。《出三藏记集》卷13《安玄传》说:

　　安玄,安息国人也。……为优婆塞,……与沙门严佛调共出《法镜经》,玄口译梵文,

　　佛调笔受。……佛调,临淮人也。绮年颖悟,敏而好学,信慧自然,遂出家修道。通译

　　经典,见重于时。……佛调又撰《十慧》,并传于世。安公称:“佛调出经,省而不烦,

　　全本妙巧。严佛调是在后汉出家的僧人,直接参与了后汉的佛经翻译事业,并有着作流传后世。他是临淮(后改为下邳)人,这就再一次证明,楚王刘英治理下的楚国,是最早形成的一块汉传佛教地理。

　　楚王刘英先在彭城,后“以罪废徙丹阳泾县(今安徽泾县西),虽旋即自杀,但其家人亲属仍在丹阳,尤为丹阳早有佛教信仰之线索。是佛教流布地域已逾江南”。这说明东汉皇族佛教信仰已经分布在今河南、山东、江苏、安徽和浙江地区。据汤用彤先生考证,南阳人张衡作《西京赋》已经提到了佛教的“桑门”专用名词。《出三藏记集》卷6康僧会《安般守意经序》所说的南阳韩林、颍川皮业、会稽陈慧,“此三贤者,信道笃密,执德弘正,烝烝进进,志道不倦”。汤用彤先生认为这三人是安世高弟子。又据《水经注·泪水注》记载,梁国睢阳县东北一里“即襄乡浮图也”,严耕望考证为“今商丘近地”。

　　东汉皇族除了楚王刘英信仰佛教以外,见于文献记载的还有汉桓帝,为佛陀“修华盖之饰”。孙吴在江南立国以后,继承了东汉皇族信仰佛教的传统,佛教继续在皇族上层传播。严耕望先生说,孙吴建国初期,都在武昌,天竺高僧维只难和竺律炎在武昌翻译出了《法句经》。后迁都建业(今南京市),支谦和康僧会先后来到建业。《梁高僧传》说,支谦在“汉献末乱,避地于吴。孙权闻其才慧,召见悦之,拜为博士,使辅导东宫,与韦曜诸人共尽匡益”。《梁高僧传》又说孙权为康僧会建立建初寺,康僧会在这里译经说法30余年(247—280)。

　　由于孙吴佛教意识形态浓厚,所以西晋建国以后,江南佛教间歇到东晋建国,才重新复苏起来。

　　二、草根化:佛教中国化的草根途径

　　佛教的草根化与意识形态化不同,它是地方政府实现区域自治的产物。地方官要想得到民众的拥护,就要找到吸引民众的东西。从古到今,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利用宗教,组织群众,形成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政府抗衡。这种与中央政府抗衡的佛教,从其所处的最早时空来考察,主要是在汉献帝时期的苏北地区。据严耕望先生研究,“彭城郡南经下邳国至广陵郡为汉代东南运河线”,即所谓的“三郡委输”。这条汉代苏北运河线,实际上是佛教在中国最早草根化的地理版块,与地方官员笮融的佛教信仰密切相关。《三国志·吴志·刘繇传》云:丹阳人笮融,初聚众数百,往依徐州牧陶谦,谦使督广陵、彭城运漕(《后汉书·陶

　　谦传》作广陵、下邳、彭城三郡运漕),遂放纵擅杀,坐断三郡委输以自入。乃大起浮图

　　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彩,垂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人,希课

　　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免除)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

　　至者五千余人户。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这段文字表明,在东汉末年,由于宦官和外戚轮流专政,严重弱化了皇权,导致了社会紊乱,在地方上除了血缘豪族,军事集团以外,又有了另类豪族的出现,即宗教豪族的出现。沛国丰(今江苏丰县)人张陵(34--156)在汉顺帝时(126—144)入蜀,居鹤鸣山(今成都市大邑县境)创立“五斗米道”,设立“义舍”,置义米肉以供行人量腹取食,以吸引道民。汉灵帝(167一189)时,巨鹿(今河北宁普)人张角创立太平道集团,“以跪拜首过,符水咒说”的方式布道,仅十余年间,信徒遍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丹阳人笮融,与张陵和张角不同,在汉献帝时期,皇权极端微弱的情况下,干脆“坐断三郡委输”,挪用公款,创建寺院,铸造佛像,组织民众,“课读佛经”,设立浴佛节,“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吸引民众,通过信仰佛教的方式,形成佛教豪族,促使佛教草根化,在民间扎根。

　　三、知识化:佛教中国化的文化途径

　　两汉知识分子,以儒家和道家占主流,但在东汉末年,儒家文化独尊的一极格局被打破,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为西域佛教高僧来华,自由传播文化提供了极大方便,他们以翻译佛经的方式,依附于皇族和地方实力派,或与民众结缘;另一方面,今河南、苏北儒家知识分子受楚王刘英和笮融信仰佛教氛围的影响,在东汉末年思想文化多元化的趋势下,开始与西域高僧合作,共同翻译佛经。据《梁高僧传》记载,洛阳在汉明帝时代有天竺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与本土知识分子蔡惰和秦景合作,编译出了《四十二章经》,成为汉传佛教第一部圣典。汉桓帝时期,安息国高僧安世高在洛阳学习汉文化20年,翻译出佛经95部,115卷(《开元释教录》),经今人考证,现存22部,26卷,得到了本土知识分子南阳韩林、颍川皮业、会稽陈慧的青睐,在中国传播开来。汉灵帝时期,支娄迦谶在洛阳翻译出了大乘佛教经典,吸引大月氏国的一批知识分子加入中国籍,支谦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把支娄迦谶介绍的大乘佛教学说传播到了孙吴,对孙吴皇族佛教有所影响。孙吴时期的康僧会,汉化程度比较深,据汤用彤先生研究,康僧会“译经尚文雅,遂常掇拾中华名辞与理论,羼入译本。故其学均非纯粹西域之佛教也。……僧会《安般》、《法镜》二序,亦颇袭老庄名词典故。而同时有《阴持入经注》,读之尤见西方中夏思想之渐相牵合。”

　　另外,东汉末年的牟子,是苍梧郡(今广西梧州)人,东汉末年避乱交趾(今越南境内),深受该地区佛教文化的影响,后返回苍梧郡隐居不仕,在孙吴初年,着《理惑论》(37篇),用佛教理论汇通儒、道各家学说,成为中国第一部佛学专着,开辟岭南佛教地理。

　　基于上述,汉吴时期,西域高僧和本土儒生,互相合作,翻译佛教经典,着书立说,在意识形态化佛教和草根化佛教之间求生存,把佛教文化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使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水乳交融在一起,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时至今日,佛教文化已经难以分辨出是外来文化的因子。

　　四、结语

　　汉吴时期的佛教,是佛教在中国的初传时期,以洛阳、苏北运河沿线和南京为主要地理板块,通过意识形态化的途径,在汉吴的皇族阶层传播;又通过草根化的途径在民间传播。这种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方式,为西域和本土佛教知识分子的崛起,提供了生存空间,形成佛教在中国的文化传播途径,并在岭南地区拓荒,促使外来的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水乳交融在一起,时至今日,人们普遍地认为,佛教文化非外来文化,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