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空海：唐密日本化的第一推手

　　空海（774-835），俗姓佐伯，日本赞岐国多度郡（今香川县善通寺市）人，父亲佐伯直田公，母亲阿刀氏。15岁时，跟随舅舅学《论语》、《孝经》等。18岁时，入平安京（今京都市）大学明经科，学习《书经》、《诗经》、《左传》等儒家经典，与此同时，偶然遇到一位沙门，教他读善无畏翻译的《虚空藏菩萨能满诸愿最胜心陀罗尼求闻持法》，因而转入佛教，到四国的大泷岳、室户崎等地潜修佛法。795年于奈良东大寺受具足戒，法名空海。在入唐前就已撰着了《聋瞽指归》、《三教指归》等著作，显露出较为深厚的汉文化修养。为了更透彻地理解汉传佛教教义，于桓武天皇延历二十三年（804）七月六日，作为学问僧与最澄等随第十六次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吕一行分乘4艘船，从肥前国田蒲（今长崎）启程，入唐求法。空海当时31岁，乘坐在第一艘船上，最澄当时38岁，搭乘在第二艘船上，由于在途中遭遇上暴风雨，第一艘船漂泊到福州，第二艘船漂泊到明州（今宁波），第三艘船重返日本九州，第四艘船下落不明[1]。空海于次年从福州到达长安。在长安期间，初住西明寺。随后遍访各寺高僧，从醴泉寺般若与牟尼室利学《华严经》等，又随昙贞学悉昙梵语。翌年于青龙寺东塔院从惠果受胎藏界和金刚界曼荼罗法，并受传法阿阇黎的灌顶，号“遍照金刚”，获得了密教正宗嫡传的名位和向后代传法的身份。惠果寂后，奉唐宪宗命撰写碑文。806年携带佛典经疏、法物等回国，撰《请来目录》，并把《刘希夷集》、《王昌龄集》、《朱千乘诗》、《贞元英杰六言诗》、《杂诗集》、《杂文》、《王智章诗》、《诏敕》等大批诗文作品和唐代书法作品带到日本。由他编纂的《篆隶万像名义》，则是日本第一部汉文辞典，对唐文化在日本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其另一部重要著作《文镜秘府论》，不仅促进了日本对唐文化的理解和吸收，而且是了解汉唐中国文学史的重要资料。

　　汉传佛教早在前秦时期，就经过朝鲜半岛开始向日本传播，但在隋唐时期达到鼎盛，自圣德太子开始的飞鸟文化[2]到奈良文化的近200年间，毫不夸张地说，其核心就是佛教文化，三论宗和成实宗搭起了佛教理论框架，唯识宗和俱舍宗铺陈出博大精深的佛教知识体系，华严宗张扬出如来藏体系的判教理论，律宗规范了日本僧人的生活方式。这就是日本佛教史家所说的“奈良六宗”。

　　奈良六宗是天皇掌握的意识形态，是国家意志的表现，也是整合地方实力派（贵族）的理论武器。在日本的飞鸟时代， “佛教是圣德太子文化立国的基础”，“是包容一切新文化的广泛的文化体系”，所以“飞鸟时代的文化从内容来说，是佛教文化，这也是它同前代文化根本不同的地方”。[3]

　　到了奈良时代，可以看做是飞鸟时代的延续，“它是实行律令政治的初期，是以佛教为中心的各种文化取得惊人发展的时代”[4]。律令社会虽然使日本社会法制化了，但也使社会矛盾日趋表面化，再加上天灾、疫病流行，贫民增加，政治处于困境之中，只凭儒家的道德教化，无法解决新的社会问题。就在社会矛盾丛生、难以应付的关键时期，从天武天皇起，从唐朝传来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和《仁王护国般若经》发挥了重大的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这两部佛教经典宣扬说，如果有人诵读和讲说这两部经的功德，就能国泰民安，消灾解难。再加上在庄严的寺院里，用肃穆的仪轨诵读这两部经，更具有吸引力。圣武天皇之所以推行佛教政治，就是这两部佛教经典所强调的，君王应该“具有一种护国安民的自觉责任感”[5]。于是，圣武天皇在天平十二年（740）发愿建造东大寺及其卢舍那佛大金铜像，在天平十五年（743）破土动工，开始兴建，到天平胜宝四年（752）四月举行盛大的卢舍那大佛开眼供养法会，共花费了10年时间，以及庞大的人力和财物。据统计，仅铸造卢舍那佛大金铜像，就用去熟铜斤，白银12618斤，炼金10446两，水银58620两，碳18656石。东大寺全称“大倭国分金光明寺”，也称“总国分寺”。[6]

　　圣武天皇开创的天平文化，是唐风盛行的巅峰。唐朝在州县建立官寺的制度，天平时期也完全照搬，在各国（日本古代的国比现在的县略小）建立国分寺，即在各国国都建立比丘住的“金光明四天王护国之寺”和比丘尼住的“法华灭罪之寺”。金光明四天王护国之寺，又称之为国分僧寺；法华灭罪之寺，又称之为国分尼寺。圣武天皇规定，每个国分寺里建造七重塔1座，塑造1丈6尺高的释迦牟尼佛像1尊，置备有《金光明经》、《妙法莲华经》和《大般若经》的抄本；在国分僧寺住僧20人，国分尼寺住尼10人。僧尼们在国分寺里供养、诵读、宣讲《金光明最胜王经》、《法华经》和《仁王般若经》“三大护国经典”，祈祷国泰民安，风调雨顺。“这说明中央集权机构的势力渗入到佛教界，佛教深入到地方政治”。这是因为，尽管“当时交通颇为不便”，但利用中国文化却非常神速。“这也许只限于日本当时的贵族，但在日本享受最高教育的人，具有较高教养的人，却与中国享有最高教育的人，具有最高教养的人几乎处于同一水准上，在把中国文化引进日本这一点上不仅有方便条件，而且拥有实力”。[7]

　　空海在长安学习唐密达3年之久，成为惠果阿阇黎的泄瓶弟子，回到日本以后，唐密得到日本信徒的广泛欢迎。而最澄在天台山只学习了1年，且比较杂乱，天台、禅、密和律，统统吸收，所以回到日本以后，面对“日本人渴求的是密教性的咒术”[8]的信仰需求，不得不跟随比自己年小7岁的空海学习唐密。弘仁三年（812），“最澄在高雄山神护寺接受空海的两部灌顶”[9]，取得了传授唐密的资格，并与天台宗相融合，完成了天台宗在日本的密教化，称之为“台密”。由此可知，空海是唐密日本化的第一推手，标志着天平时代的“唐风文化”向平安初期“国风文化”的过渡。

　　二、教相判释：空海使唐密在日本体系化

　　空海对唐密日本化的贡献，从日本文化发展的趋势来看，满足了日本人自古以来，对咒术文化的需求。佛教自圣德太子以来的飞鸟文化和天平文化，始终居于灵魂中枢的地位，使天皇脱离了巫术文化的羁绊，升华成有教养的最高统治阶级，采用儒家的政治模式，使日本社会律令化，完成了唐文化对日本文化的第一次社会改造工程。

　　空海在平安初期，面对贵族政治的崛起，律令化社会的日趋完善，肩负起了改造日本旧贵族社会的责任，即把具有巫术色彩的旧贵族，改造成适应律令社会的新贵族。为了完成佛教改造日本旧贵族的第二次社会工程，空海对唐密进行了理论翻新，即教相判释。

　　密教最初由印度的龙树、龙智兴起，在唐玄宗时期，开始传入中国，在长安形成唐密，是对印度密教的《大日经》和《金刚顶经》的中国式的新诠释。善无畏和一行师徒，以《大日经》为根据，创立了表示理论的胎藏界曼荼罗；金刚智和不空师徒，以《金刚顶经》为依据，创立了表示智慧的金刚界曼荼罗。而惠果则把这两种曼荼罗融汇在一起，并全盘端出，传授给了空海。“但惠果没有留下著作，又其后因中国密教的衰颓，所以将密教体系化的课题只好留待日本的空海”[10]。又据村上专精的说法，唐密“在奈良时代已经传入日本，到了平安朝初期，有所谓八家的传入，但其中专修密教而且得到正统密诀的归国者只有弘法大师空海。并且大师与其他密教家不同，为密教作了教相判释，说明了整个佛教对密教的关系，阐明了整个佛教的终极妙义在于密教”，“弘法大师的真言宗在日本传播的盛况不能不说是在印度、中国前所未见的”[11]。也就是说，教相判释，既是空海对唐密日本化做出的重大贡献，又是对唐密理论的进一步完善。

　　1、《辨显密二教论》：对奈良六宗和台密既肯定又否定

　　空海处于天平唐风文化向平安国风文化的过渡时期，他与最澄与奈良六宗对立的台密不同，采取了对奈良六宗既肯定又否定的策略，他承认奈良六宗的合法性，不过，空海依据密藏《金刚顶经》，从佛的三身来说，奈良六宗除华严宗以外的其他五宗，是“如来变化身为地前菩萨及二乘凡夫等说三乘教法”，华严宗是如来的“他受用身为地上菩萨说显一乘等”，佛的变化身和应化身所说的言教，“并是显教也”，而他在日本所弘扬的东密，是“自性受用佛，自受法乐，故与自眷属，各说三密门，谓之密教”[12]。这样就把奈良六宗在天平文化里的崇高地位，在平安时代的贵族文化里贬低了地位。他说：

　　此三密门者，所谓如来内证智境界也，等觉、十地不能入室，何况二乘、凡夫谁得升堂?[13]

　　所谓不二摩诃衍及圆满海德诸佛者，即是自性法身，是名秘密，亦名金刚顶大教王，等觉、十地不能见闻，故得秘密号。[14]

　　空海在《辨显密二教论》里，不光是对奈良六宗地位的贬低，而且对同时代兴起的最澄创立的台密地位，也进行了贬低。他说：

　　《楞伽经》云：佛告：大惠!我为曾行菩萨行诸声闻等，依无余涅槃而与授记。大惠!我与声闻授记者，为怯弱众生生勇猛心。大惠!此世界中，及余佛国，有诸众生行菩萨行，而复乐声闻法行，为转彼心，取大菩提，应化身佛为应化声闻授记，非报佛、法身佛而授记莂。

　　喻曰：依此文，《法华经》者，是应化佛所说。何以故?为应化声闻等，佛授记莂故。[15]

　　空海就这样借用佛的三身显密二教理论，把奈良六宗和最澄的天台宗贬低在东密之下，树立了东密在平安时代的独尊地位。

　　2、《秘密曼荼罗十住心论》：从凡夫到密教即身成佛的10个阶段

　　日本淳和天皇天长年间（824-834），敕命诸宗第一人提出自宗的教义。于是，空海依据《大日经·住心品》，撰写了《秘密曼荼罗十住心论》，在天长七年（830）系统地陈述了东密教义[16]，实际上是从去人欲到即身成佛的心理描述，兹简单介绍如下：

　　①异生羝羊住心。“此则凡夫不知善恶之迷心，愚者不信因果之妄执，我、我所执，常怀胸臆，虚妄分别，镇蕴心意，逐阳焰而渴爱，拂华烛而烧身。既同羝羊之思草淫，还似孩童之爱水月，不曾观我自性，何能知法实谛?违教违理，从此而生。”[17]此即人欲横流的拜金主义者唯利是图、追逐权力的心理状态。

　　②愚童持斋住心。“愚童持斋心者，即是人趣善心之萌兆，凡夫归源之滥觞，万劫寂种遇春雷而甲坼。一念善几沐时雨而吐芽，发欢喜乎节食，行檀施乎亲疏，少欲之想始生，知足之心稍发，见高德而尊重，具伎乐而供养。知过必改，见贤思齐。初信因果，渐诺罪福，孝于亲亲，竭忠国主。不及之善生，探汤之恶休。内外三归，从此而发，人天十善，因是修行。”[18]此即去人欲、存天理的儒家主义者的心理状态。

　　③婴童无畏住心。“至如护戒生天堂，修善脱地狱。恶下之心稍发，欣上之愿初起。于是求归依彼天龙，尽虔诚此神鬼，仰拔苦悲，祈与乐眄，影随形而直，响逐声而应。三途苦果，毕前因出。四禅乐报，感今缘升。因果不可不信，罪福不可不慎。”[19]此即持五戒、修十善的在家佛教徒的心理状态。

　　④唯蕴无我住心。这是小乘声闻人的心理状态。“二百五十戒防身、口非，三十七菩提习身、心善”，“厌怖生死，灰灭身智，欣仰湛寂，等同虚空。是则声闻自利之行果。”[20] “此唯蕴无我一句中，摄一切小乘法尽，故今声闻乘名唯蕴无我住心。”[21]

　　⑤拔业因种住心。这是中乘辟支佛的心态。“观因缘于十二，厌生死乎四五，见彼华叶，觉四相之无常。住此林落，证三昧于无言。业恼株杌，犹此而拔。无明种子，因之而断。”

　　⑥他缘大乘住心。这是唯识宗人的心理状态。“至此僧只始能观察阿陀那深细之识，解了三界唯心，心外更无一法而可得者。乘此无缘心，而行大菩提道，故名无缘乘也。《楞伽》、《解深密》等经，《瑜伽》、《唯识》等论所说，八识、三性三无性，皆是此意也。”[22]

　　⑦觉心不生住心。这是三论宗人的心理状态。“觉此心本不生，即是渐入阿字门，如是无为生死缘，因生坏等义，如《胜鬘经》、《宝性》、《佛性》论等中广明。谓本不生者，兼明不生、不灭、不断、不常、不一、不异、不去、不来等。三论家举此八不，以为究极中道。”[23]

　　⑧一道无为住心。这是天台宗人的心理状态。“大隋天台山国清寺智者禅师，依此门修止观，得法华三昧。即以《法华》、《中论》、《智度》为所依，构一家义，修止观，兼为门徒说云。正修止观者，乃至观心具十法门：一观不可思议境，二起慈悲心，三巧安止观，四破法遍，五识通塞，六修道品，七对治助开，八知次位，九能安忍，十无法爱也。”[24]

　　⑨极无自性住心。这是华严宗人的心理状态。“善无畏三藏说，此极无自性心一句，悉摄《华严》教尽，所以者何?《华严》大意，原始要终，明真如法界不守自性随缘之义。”[25]

　　⑩秘密庄严住心。这是东密人即身成佛的心理状态。“即是究竟觉知自心之源底，如实证悟自身之数量，所谓胎藏海会曼荼罗，金刚界会曼荼罗，金刚顶十八会曼荼罗是也。如是曼荼罗，各各有四种曼荼罗、四智印等。”[26]

　　三、结语：拔高了东密地位，完善了唐密体系

　　空海在长安青龙寺惠果阿阇黎门下学习唐密3年，回到日本后，创立日本东密，在晚年，完成了唐密的教相判释，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就日本佛教界而言，把东密的信仰地位，拔高在奈良六宗和同时代台密之上；就唐密的理论体系而言，完成了唐密的判教理论，把唐密从理论上提升到隋唐其他七大宗派之上，进一步完善了唐密的信仰体系。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佛学研究所）

　　【注释】

　　[1] 〔日〕末木文美士：《日本佛教史》，涂玉盏译，台北：商周出版，2002年12月版，第82页。

　　[2] 日本飞鸟时代（あすかじだい），始于推古天皇即位（592），止于迁都平城京（710）的118年，上承古坟时代，下启奈良时代。此期以政治中心为奈良县的飞鸟地方（即当时的藤原京）而得名。

　　[3] 〔日〕坂本太郎：《日本史概说》，汪向荣、武寅、韩铁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8月版，第61页。

　　[4] 同上，第82页。

　　[5] 同上，第83页。

　　[6]杨曾文：《日本佛教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45-46页。

　　[7] 〔日〕内藤湖南：《日本文化史研究》，第82页。

　　[8] 〔日〕末木文美士：《日本佛教史》，第89页。

　　[9] 同上，第85页。

　　[10] 同上，第98页。

　　[11] 〔日〕村上专精：《日本佛教史纲》，杨曾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11月版，第64页。

　　[12] 《大正藏》第77卷第374c-375a。

　　[13] [14] [15] 《大正藏》第77卷第375a，第376a，第376c。

　　[16] 〔日〕末木文美士：《日本佛教史》，第101页。

　　[17] [18] [19][20][21][22][23][24][25][26]《大正藏》第77卷第304a，第314a，第323c，第329b，第329c，第337b，第347a，第351b，第353c，第359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