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头柜上遗书明镌 白塔寺顶手记暗藏
发布时间：2024-12-12 01:03:34作者：心经全文网七十年，沧海桑田。关于那场八年血战，我们到底该纪念什么？传承什么？警醒什么？
本报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数千展品中，精选其中数十，将之转化为“纸面展览”，呈现于广大读者面前。请随我们一起走入“展现”，循着一件件实物，回溯那些或悲壮或传奇的战争故事；走近那一个个沥血不屈的前辈英雄，贯通时空、贯通热泪、贯通血脉，把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旗，扬得更高。
抗日战争纪念馆里，摆放着两位普通北平市民捐赠的展品，一张照片、一封书信。这些来自民间的“铁证”，充分展现了日本军队侵略中国的历史事实。另外，一封“灯柜家书”、一面“死”字旗，又在无声地诉说着战争的残酷、爱国志士的勇敢顽强。触目惊心的文字，调动着参观者的情绪进入到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第29军的严词拒绝。于是，日本军队向中国守军开枪射击，继而炮轰宛平城，第29军奋起抗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
灯柜家书：出征前写“遗书”誓死报国
抗日战争打响后，无数中华儿女奔赴前线，保家卫国，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参与到这场战争当中的。
这些家书，有的写在纸上，有的写在毛巾上，还有的刻在灯柜上……在此次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主题展览中，共展出了10余位英雄人物的12封抗战家书
这次展览中，有一封特别的“灯柜家书”，这是第七战区长官部参谋长傅常将军一份鲜为人知的“遗书”。这份“遗书”雕刻在一张褐色灯柜（相当于床头柜）的台面上。灯柜高80厘米，顶面46厘米见方，顶面四角各刻有一个“福”字。顶面中部虽已开裂，上面刻写的字迹仍清晰可辨:“余奉命出川参加抗日战争，将奔赴前线，希汝等勿忘国难，努力学习，强我中华”。落款是“民国二十六年岁属丁丑八月傅常”，旁边还刻有“傅常”印章。灯柜门的左上和左下角也各刻有“福”字，居中刻有“勿忘国难，努力学习，强我中华”，落款为“傅常”。
傅常，字真吾，1887年生于四川省潼南县（今属重庆市）大佛乡。1906年，傅常入四川陆军弁目队，因学、术两科成绩优异，在1908年升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并参加了同盟会。毕业后，傅常曾与梁渡、刘湘、侯建国等在四川陆军周骏第一师二团共事。后来，同盟会会员乔毅夫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同学关系，说服傅常入刘湘的第二军，傅常任独立旅旅长，驻防内江。1927年，傅常任驻京办事处处长，负责联络国民党各方面人士。1933年，傅常任川康绥靖公署参谋长兼国民革命军第21军参谋长。在刘湘改组四川省政府时，傅常是其得力助手，刘湘对其十分尊重。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刘湘通电请缨，吁请一致抗日。8月7日，刘湘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力主抗战。他表示：“抗战，四川可出兵三十万，供给壮丁五百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8月20日，刘湘任第二预备军司令长官，邓锡侯为副司令长官。8月25日，刘湘发布《告川康军民书》，号召四川军民为抗战作巨大牺牲：“全国抗战已经发动时期，四川人民所应负担之责任，较其他各省尤为重大！”
9月1日，第二预备军第一纵队先头部队出川抗战。9月5日，“四川省抗敌后援会”在成都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举行“各界民众欢送出川抗敌将士大会”，万余人参加。第一纵队司令兼第45军军长邓锡侯在会上发表了讲演：“川军出川抗战，战而胜，凯旋而归；战如不胜，决心裹尸以还！”他还说：“我们是踏着先烈们的血迹前进的，后方的人民，要勇敢地踏着我们的血迹而来。前赴后继，一定能战胜敌人！”邓锡侯的一番豪言壮语，使在场将士热血沸腾，人人振奋。许多出川抗战的官兵都预立遗嘱，誓死报国。傅常将军也挥笔给自己的妻儿留下家信一封，权当遗书。
傅常将军出征后，妻子恐书信遗失，便找来工匠，将这封家书按照丈夫笔体原样雕刻在灯柜台面之上，希望能长久地保存，让家书随灯柜陪伴自己，陪伴儿女，永远流传下去。
1937年10月26日，刘湘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傅常任长官部中将参谋长，负责督师抗战。1938年1月20日，刘湘在汉口万国医院病逝，去世前留下遗嘱：“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前线的川军官兵每天升旗时都要同声诵读一遍这句遗嘱，铮铮誓言鼓舞了无数出川抗战的将士，他们奋勇杀敌，血洒疆场。其后，傅常调任军事委员会重庆行辕参谋长，后任国民参政会参议员。抗战胜利后，出任国民会议代表，1947年病逝于成都。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川军先后参加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和长沙会战等重要战役，为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除川军领袖刘湘病死前线外，还有多位高级将领以身殉国。
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八年抗日之经过》一书中记载：抗战八年中，四川（包括西康省及特种部队和军事学校的10万余人）提供了近300万人的兵源充实前线部队，占全国同期实征壮丁1405万余人的五分之一强。
“死”字旗：“伤时拭血，死后裹尸”
一面素色“旗”上赫然写着一个斗大的“死”字，触目惊心。书写者是一位父亲，他的名字是王者成。
全面抗战开始后，四川安县曲山镇小学教员王建堂请缨杀敌报国，之后，很多志同道合的青年纷纷响应。王建堂很快组织了一支170多人的队伍，取名“川西北青年请缨杀敌队”。
据王建堂的侄子王烈勋介绍：“当时我的伯父王建堂是一个热血青年，他在家乡附近教书，有一定的知识，所以在社会青年当中有一定的威信。”
在1985年的安县县志上，对这段历史进行了详细记录：民国26年（1937年）12月，安县爱国青年响应抗日号召，组成百人抗日壮丁队，公举王建堂为队长，其父从外地邮寄一面旗帜给儿子，勉励其英勇杀敌。
据了解，1937年深秋，安县政府决定在县城公园门口为这支杀敌队举行欢送仪式。就在欢送会前几天，即将离家的王建堂来跟父亲辞行。此时，年近六旬的父亲王者成才得知儿子要为国尽忠的决心。
实际上，抗战刚开始的时候，淞沪会战已经打响，淞沪会战中国军队的伤亡数量是日军的数倍。中国在对日战场上节节败退，外援补给也被日本人切断。此时，孤立无援的中国物资供应只够维持不到三个月。抗日战争已经到了最艰难的阶段，老百姓(603883,股吧)都已经有所了解，战场更像是绞肉机，只要上战场，怕是必死无疑。
王建堂的侄子王烈勋说：“哪个父亲愿意把儿子送到战场去送死？都是希望儿子活着回来。但是日本人都打进家门口了，如果你也不去，我也不去，大家都这样你看我我看你，那我们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希望呢？”
王建堂临走前，父亲王者成从镇上扯了5尺白布，在布面上挥笔写下了一个大大的“死”字。于是，即将出征之际，一面“死”字旗展现在人们面前。只见“死”字右边写着“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左边写着“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尸。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抗战馆的一位工作人员感慨地说：“一个父亲敢于在这个时候送出"死字旗"，第一，他内心是很悲壮很惨烈的。知道儿子上前线，后果不堪设想，应该说是生离死别；另外，他又觉得儿子不能退缩，你这个时候，哪怕去死，也必须去，所以悲壮当中有一种果敢，同时也有一份亲情在这个旗帜里面展现。当你受伤的时候，哪怕你去世的时候，父母、亲人不能在你身边，我唯一就能用这个旗代表我的一点心意，所以你伤的时候，可以用它来拭血，死的时候可以用它来裹尸，真的是很悲壮，很震撼。”
从军后的王建堂，没有让父亲失望，他先后参加了武汉会战、常德会战、长沙会战等大小战役数十次，由于作战勇猛且指挥调度有方，先后两次获得战区长官部授予的甲级勋章。当年和王建堂一起请缨抗日的同乡，绝大多数战死沙场，王建堂也先后四次负伤，每次都是用“死”字旗包裹伤口。
照片：日本军机在北平上空肆意盘旋
“试回想一下吧，这是一九三七年的七月里。”
在抗日战争纪念馆里，摆放着一张北京市民拍摄的珍贵照片。画面当中，一架日本军机在北平上空肆意盘旋。
这张照片是抗日战争纪念馆文保部原主任段晓微征集来的，捐赠者是孙明玖。据孙明玖回忆，七七事变以前，他们全家住在长辛店。七七事变爆发时，孙明玖年仅6岁，父亲孙瑞璋是长辛店机车车辆厂的工程师，哥哥孙志山当年已经18岁，非常喜欢摄影。这张照片就是七七事变爆发期间，哥哥孙志山在长辛店拍摄下来的。
后来，孙志山在照片背面写下了“试回想一下吧，这是一九三七年的七月里”这句话，并且盖上了自刻的印章“志山”。日本人占领长辛店后，父亲孙瑞璋不愿给日本人做事，带领全家人逃难到南方，后来客死昆明。随后，母亲带着全家人回到北平城里。在一次翻看影集时，孙明玖发现了这张照片。当时，哥哥孙志山对她语重心长地说：“要记住这段历史。”
1947年，哥哥孙志山去了上海，照片留在母亲那里。1962年，母亲去世，孙明玖在母亲的遗物中再一次发现了存在影集中的这张珍贵照片。孙明玖把照片贴在自己的相册中，并把背面的字写在照片前面，以志不忘。
1996年，66岁的孙明玖到抗战馆参观时，提出要捐赠这张照片。抗战馆文保部原主任段晓微来到孙明玖家中，拿到了照片。
“见到孙明玖老人时，她对我说，如果将来有一天自己不在了，这张照片很有可能会遗失掉。但是，她总觉得这是真实的历史资料，具备保留的价值，所以要捐赠给抗战馆，保护起来。”段晓微说，从孙明玖老人的语气中，既能体会到她坚持捐赠的决心，又透露出些许不舍。
白塔藏稿：148个字记录日军侵华暴行
在白塔寺塔顶，有一封市民写下的手稿。这份手稿现在也摆放在抗日战争纪念馆里。
手稿在塔顶，怎么被发现的？又是如何放进去的？原来，1978年，白塔寺白塔因地震出现裂缝，在整修中，是一位文物工作者在塔顶夹缝中发现了它。后经查证，这份手稿是北平市民罗德俊所写，也是他亲手藏在白塔之中。
罗德俊在信中写道：“今年重修此塔，适值中日战争，六月二十九日，日军即占领北京，从此战争风云弥满全国，飞机大炮到处轰炸，生灵涂炭莫此为甚。枪杀奸掠无所不至，兵民死难者不可胜计。数月之中而日本竟占领华北数省，现战事仍在激烈之中，战事何时终了尚不可能预料，国家兴亡难以断定。登古塔追古忆今，而生感焉，略述数语以告后人，作为永久纪念。民国二十六年十月初三日 罗德俊”
这份手稿仅148个字，但却用饱含义愤的言辞，控诉了日军侵华所犯下的种种暴行。通读此手稿，仿佛又把读者带回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继“九·一八”事变与伪满洲国建立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按照灭亡中国、称霸西太平洋(601099,股吧)的既定国策，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于1937年7月7日发动了“七七事变”，而当时的国民政府仍抱着“和平”解决的一线希望，这更加助长了日军侵华的嚣张气焰，北平、天津相继沦陷。随后，日军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占领了我国华北、华中及华南的大部分地区，整个中国饱受战争摧残，此手稿正记录了这段历史。
抗日战争纪念馆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说：“罗德俊先生的手稿在控诉日军暴行的同时，也表达出了作为当时北京一个普通市民的心声，即希望战争尽快结束，和平早日到来。”
本版文/本报记者 王斌
摄影/本报记者 魏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