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良教授：当时明月在 应照彩云归--高野山纪游

作者：张文良《中国宗教》2007年第11期

在当今日本，知道现任总理是谁的人可能不多，但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历史上的弘法大师空海。空海大师不仅开创了势力仅次于净土真宗的日本真言宗，而且以其传奇般的经历、多方面的文化素养、对日本社会历史文化的巨大贡献，得到当时和后世的日本国民的广泛尊敬和信仰。空海大师开创的修行道场高野山也成为人们向往的灵山。甚至在死后，人们也希望能够葬在高野山大师的身边，能够和大师一起转生到弥勒净土世界。在日本求学期间，笔者就一直期望能够到历史文化名山高野山参礼，但一直没能如愿。这次利用国庆长假，受早稻田大学的花野充道先生邀请，与河北省佛教协会副会长高士涛和陈洋先生一起，踏上了参访高野山之路。

静慈圆法师与真圆法师

我们这次到高野山的直接因缘，是参加高野山的结缘灌顶法会。在日本真言宗中，结缘灌顶是针对一般信仰者和参访者的法事活动，分为春季的“胎藏界灌顶”和秋季的“金刚界灌顶”。通过参加法会，与佛结缘，亲身体验佛教的真理，在一般日本人看来是很殊胜的法事。灌顶在高野山的中心地——大伽蓝举行。全山的僧侣几乎全部出席，连续三天按照真言宗的仪轨，如法如律地为各地赶来的参访者结缘。仪式开始后，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钟鼓齐鸣，悠扬的清音梵呗，直达云霄。日本的秋季，正是红叶烂漫、银杏金黄的美好季节。大伽蓝周围千年古树环抱，小桥流水潺潺，在诗情画意的大自然中，倾听大阿阇梨开示绵延两千多年的佛教的真理，让人完全陶醉在别样的时空中，浑然忘却今夕何夕。

在正式灌顶仪式之前，大阿阇梨向大家简单介绍了空海大师的生平和思想，特别提到了大师与中国的缘分。空海在年轻时就聪明天纵、才华横溢。804年作为遣唐使入唐。历尽磨难，九死一生，最后才到达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长安。大师本来准备在唐朝学习20年，但在大师遇到唐朝的密教大师、青龙寺惠果和尚之后，命运发生了转折。据说惠果和尚对空海一见如故，甚至明确对空海讲，“现在在中国，你是我的弟子，以后我转生到日本，你就是我的老师”。惠果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于是不仅将密教的一切教法传给了空海，而且叮嘱空海尽早返回日本，弘扬密教。空海得到惠果的格外赏识和器重看来是事实，因为在惠果去世后，虽然其门下上千，才俊辈出，但刚入惠果之门仅半年的空海就被大家推举出来撰写惠果和尚的碑文。传说当时中国唐代的顺宗皇帝非常欣赏他的书法，尊其为“五笔和尚”，甚至挽留他在朝廷做国师。从空海早期的遗墨看，其文章格调高古，其书法洒脱奔放，即使放在中国本土也绝对是上上品。

惠果之后，中国汉地密教的思想和实践虽然不绝如缕，但作为宗派却成为绝响。而空海之后，日本真言宗绵延1200余年来而宗势益盛，终成为深刻影响日本文化的重要宗教流派。可以说，汉传密教虽然在中国生根发芽，但最终却在日本开花结果。其间的复杂因缘，一言难尽，而惠果与空海的宿世因缘却成为千古佳话。

千载之后，高野山大学的静慈圆先生发愿“重走空海路”，沿着祖师当年入唐的足迹一路考察，体验大师当年求法的艰辛，重新与中国佛教结缘。但因为当时的中国的沿海地区还没有向外国人开放，这一计划进展并不顺利。后来，日本总理中曾根康弘亲笔写信给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和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请求予以支持，事情才出现转机。静先生在这次引人注目的活动之后，又先后四十次沿着“空海入唐之路”进行考察，结识了许多中国的相关研究者，沿途有了许多新发现。这次静先生知道我们到了高野山，当天就邀请我们到他的寺院清凉院见面。静先生送给我们他的着作《空海入唐之路》，讲述了他当年重走空海路的激动和感慨。时光虽然过去了二十余年，但铭刻在记忆深处的情景似乎历历在目。

引见静先生与我们见面的是在高野山大学留学的中国僧人真圆大阿闍梨。真圆法师出国前是一位律师，有圆满的家庭、有安定的工作，但复兴中国唐密的使命感使他毅然决然地脱下西服换上僧装，离妻别子，东渡扶桑。其间静先生牵线搭桥，为他办理了相关的手续，到日本以后在生活和修行、学习诸方面给与了特别的照顾。真圆法师经过初期的专修学院的一年修行以及大学院的专门学习，已经得到了具有传法资格的大阿闍梨位，成为现在大陆唯一一位具有高野山正式传承的密教传法师。真圆法师准备回国以后，与国内有志者一道，为复兴绝迹千载的唐密传承而努力。空海与惠果法师之间的师徒情缘，又在静慈圆法师与真圆法师身上重现。真圆法师所要完成的也正是当年的空海法师的伟业，我们真诚祝愿法师的大愿能够成就，将唐密这一文化奇葩重新移植到中华大地上。

空海御庙旁的《景教碑》

高野山是日本真言宗的大本山，而空海庙又是整个高野山的信仰中心。空海大师入寂后，其法体被供养于奥之院的御庙。据说在其入寂几十年后，弟子打开宝棺，发现空海大师的法体仍然栩栩如生，只是头发披地、指甲绕指。弟子们为其剃发、剪指以后重新归葬。可能是因为这些灵异故事，山上的信徒都相信空海大师仍然活着。每天分两次、在固定的时辰，有专人将做好的饭菜送到御庙供大师“享用”。这在局外人看来似乎有些难以理解，甚至看上去有些滑稽，但在真言宗信徒看来，这是非常神圣的工作，是表达他们对祖师感情的最好的方式。

大师教会前的莲池

在御庙前的陵园墓地，据说有三十多万墓主，其中不乏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等历史名人。这些墓主几乎都是真言宗信徒，他们不仅在生前笃信空海大师，在死后也希望葬在大师御庙前，也和大师一起等待弥勒菩萨下世，生活在未来的理想国。走在古木森森的墓园，看着那么多历史名人安卧在这里，似乎走在时光隧道，让人感到遥远的历史迫近眼前。

让笔者惊诧的是，在通往御庙的主道旁，竟然赫然竖立着一通《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大家知道，景教是古基督教的一个派别，是十三世纪就已经灭绝的神秘教派。唐贞观9年(635年)传到中国，建立了大秦寺，建中二年(781年)建立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但在会昌灭佛(845年)时，石碑被埋于地下。时光荏苒，到了明代末年的天启三年(1623年)，此碑又在西安被偶然发现。当时，基督教正式传到中国不久，正是极力寻找与中国文化的契合点，力图获得在中国存在合法性的焦虑期，当基督教徒知道早在千年之前，基督教的一支就曾经传到中国，并在中国兴盛一时，其激动之情是不难想见的。

这样一尊具有传奇和神秘色彩的石碑怎么会出现在日本、出现在空海大师的御庙之前呢？我们从地图上看到景教碑的标志，就立马匆匆赶到那里去看个究竟。果然，在通往御庙的古道入口处，矗立着一通黑色石灰岩雕刻的石碑，下面是石龟底座，字迹虽有腐蚀，但仍然能够读出全文。上面记载的建碑年代为明治四十四年，即1911年。树碑者为英国比较宗教学家、作家伊丽莎白·安娜·高尔顿夫人。高尔顿夫人在牛津大学读书时代就提出“佛耶一元”的主张，1891年到日本访问时，为日本的自然风土和国民性格所吸引，之后曾在英国为日本留学生提供帮助，被尊为“留学生之母”、发起为日本赠书活动，将几十万册欧美书籍捐赠给日本，为日本与英国的文化交流做出了很大贡献。晚年，夫人为真言密教的哲学性和神秘性以及空海的大师风范所倾倒，决心在高野山树立一标志性建筑以体现她“佛耶一元”的理想，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景教碑的复制品。夫人在日本去世后，尊其遗嘱，被安葬于高野山景教碑的旁边。在周围满是日文的墓群中，赫然矗立的中文的景教碑和英文的高尔顿夫人纪念碑格外引人注目。现在，宗教对话、特别是“佛耶对话”俨然成为一门显学，而在我们争论如何对话、对话什么的时候，早在一百多年前的英国的学者就已经全身心地投入了这一事业，并以其身体力行的实践精神，为我们树立了真正宗教对话的范本。我们尽可以不同意夫人提出的“佛耶一元”的思想，但我们不能不为夫人超越国家、民族、文化的葛藤和樊篱、站在世界文明发展的高度思考宗教问题的胸襟和气魄所感动。宗教对话不应该限于口头的、笔头的辩论，而应该是基于宗教的慈悲、博爱的理想去做文化沟通、文化建设工作。只有这种实践，才是真正有效的“对话”。

在高尔顿夫人的墓前，我看到了无名氏的献花。凡是为社会为人类做出贡献的人，是永远会被人们所敬仰、所纪念的。而作为一个基督信徒能够在佛教的圣地安息、并得到佛教信徒的追怀，我也深深体会到了高野山胸襟的博大。日本的基督教史可以说是一部受难史，在历史上，曾经有许多信徒因为不愿放弃信仰而被处死。日本的“寺檀制度”就是当时的幕府政权镇压基督教、强迫信徒必须改信佛教的时候创设的制度。无庸讳言，佛教在历史上曾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与基督教相对立。高尔顿夫人不可能不知道这段悲惨的历史，而她自愿埋葬在异国、异教的土地上，甚至把景教碑树立在高野山，应该是有深意在。而高野山不仅接纳了她，而且把一个异教徒放在如此显赫的位置常年供养，这也是日本佛教的骄傲。

专修学院与高野山大学

在到空海御庙的路上，我们遇到了一队身穿黄色修行衣、脚踏木屐的队伍也朝御庙行进。这些修行者神情肃穆、秩序井然，而脚下匆匆。在御庙参拜之后，又整列参拜“弥勒石”、坛上伽蓝等处，每到一处都齐声颂经。看到这一光景，即使完全没有信仰者也会悠然而生崇敬之感。

高野山大学专修学院

这一队列就是高野山专修学院的学员。专修学院创建于1031年，可以说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学员需要在这里经过一年的学习、顺利毕业，才能成为合格的真言宗的继承者。在这一年中，学员严格遵守戒律，不能吃肉和五荤，不能外出、不能与外界联系，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不能说话，完全处在与世隔绝的状态。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十八道、金刚界、胎藏界、护摩等四度加行。对一般年轻人来说，单是这种与世隔绝的环境就难以忍受，加之每天八小时以上的严格修行，绝对是对人的精神和肉体的极限的挑战。据说在修行结束，有学员因为又能够喝到易拉罐饮料，竟兴奋地哭起来。在衣食无忧的当代，孩子一生下来就处于食物过剩、营养过剩的状态，人们长大以后也不把食物当回事，似乎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忘掉了对大自然的感恩、忘掉对粮食食品生产者的感恩。而经过一年的“匮乏”生活，再享受过往习以为常的一切，必然别有滋味在心头。陪同我们的真圆法师也经过了专修学院的考验，据法师自己讲，在一年功课结束、做完最后一次护摩之后，眼泪禁不住哗哗地流下来。

儒家讲人性本善，实际上正确地说应该是人性本懒。没有人会在没有任何动力或压力下去勤奋努力，专修学院的生活就是在半强制的状态下，让人意识到自己的懒惰本性，同时认识到自己的潜力，在以后的生活中能够时时警觉、时时精进。我们经常说日本佛教无戒，僧人可以结婚喝酒吃肉。这是事实，但几乎日本佛教的所有宗派都要求出家者在一定时期内(一般是一年)，过严格的出家的生活，这是作为出家者的必备条件。虽然这不能保证所有僧人一生道心不退，但绝大多数僧人都能够严格自律也是事实。据说二十多年前，也有中国僧人到高野山修行，但因为不能忍受艰苦的生活，中途不辞而别，逃回中国。如何培养合格的僧才，是中日佛教界面临的共同问题，高野山的专修学院应该给中国佛教界以启示。

与专修学院不同，有一百二十余年历史的高野山大学是面向社会的高等学府。在绿荫掩映下的高野山大学虽然面积不大、高楼不多，但教学严格、教学内容充实，特别是密教学科和密教文化研究所是世界知名的密教研究中心。得到静慈圆教授的帮助，我们到高野山大学拜访了负责国际交流事务的宫田教授和校长藤村隆淳教授。日本的大学也在推进国际化，高野山大学特别希望与中国的大学建立交流关系，当我介绍了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的有关情况，特别是近几年与日本佛教界及大学的交流合作情况以后，宫田教授等表达出与人民大学进行交流合作的强烈意向。唐代以后，不仅密宗在中国内地失传，而且唐密研究也停滞不前，虽然近代有持松法师和王弘愿、顾净缘等居士赴日学习密教，发愿中兴绝迹千载的唐密，但因为时节因缘未熟，虽各有成就，终未能完成如愿。现在人们说起密教，似乎只有流传于藏族地区的密教，岂不知蔚为大观的唐密同样是中国密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传到日本的唐密回流中国之时，必将是唐密再兴于中华大地之日。

土生川法师与乾仁志教授

据说高野山的真言宗的寺院曾达到千座以上，而明治维新以后，寺院失去了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权，许多寺院荒芜毁弃。现在坐落在高野镇的寺院仍然有110座。在人口不到万人的小镇，有如此多的寺院和众多的僧人，使得整个小镇充满了宗教的静谧和祥和的气氛。放眼望去，整洁的寺院掩映在参天的古树中，隐隐可见高高的木塔和盘旋翱翔的鸽子等飞禽，人与自然如此和谐地共存共生。这里没有灯红酒绿，没有高楼大厦，也没有都市的喧嚣和浮躁。外面的人们要到高野山，先要坐电车到达山脚下的极乐桥，然后换乘索道，才能登上位于山顶的高野山车站。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深厚的文化积淀，使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悠然自在、满足于自己独有的精神世界。这里似乎是世外桃园。

作者在伽蓝金堂前

也是拜真圆法师之赐，我们到悉地院拜会了住持土生川正贤法师。法师一见面就用流利的汉语向我们问好，在介绍自己的名字“土生川”时，开玩笑说自己是土生土长的四川人。法师早在1988年就到中山大学留学，并于1995年拿到中国哲学专业的硕士学位。回到日本后，利用自己的语言特长，在中日佛教学术交流方面做了许多工作。现在除了寺院的工作，法师还在高野山大学担任讲师，讲授中文和中国文化。也是由土生川先生的居间牵线，才有了与高野山大学负责人的会面和协商。法师还亲自开车送我们回住地，我们走出很远，还看到法师站在车旁朝我们施礼。

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我们到高野山图书馆查阅了有关密教的资料。这里可以说是世界上关于密教最权威的图书馆。我们进门时，因为不知道路，走到了后门。正当我们不知所措时，一位工作人员急忙跑到前门为我们拿来三双拖鞋，这使我们很难为情。

馆长乾仁志教授亲自出面接待我们，不厌其烦地为我们查找有关资料。但最终还是有两件资料没有查到。我们只好略带遗憾地走出图书馆

。就在我们走出图书馆的大门口之时，见乾教授急匆匆地追了上来，把刚刚查到的资料无偿地送给了我们。看着乾教授额头上的汗珠，我们都深深为日本学者的负责精神和敬业精神所感动。

下了高野山回到大阪，似乎从世外桃园又回到了人世间。大都市的喧嚣一下子变得让人感到陌生。也许让现代人回到高野山的古典世界里是一种幻想，但保留这样一块圣地和净土，让人们去体验、去静思、去回想，应该不是奢望吧。

说明：2007年10月1-2日，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宗教学教研室主任张文良博士专程来高野山和高野山大学交流合作教学的事宜。

在高野山期间，张先生参加了一些佛教法事活动，并在释真圆法师陪同下拜访了有关真言宗阿奢黎和佛教专家，相互进行了学术交流，达成了相关交流合作事项。

张文良先生是研究哲学的，尤其以佛教见长。下面是他的简介：

1966年生人，中国人民大学佛学硕士(1987.9－1990.7在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读硕士研究生，指导老师为方立天教授)，日本东京大学佛学博士，现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以华严宗、禅宗和中日佛教比较研究为专长。其代表性着作有《澄观华严思想研究——以“心”的问题为中心》、《中国禅宗源流》(合着)等，并在国内外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数十篇。

主要教授课程：佛教与当代社会、佛教专业日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