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旁观心理

中国人大都是“看戏的不怕台高。”世上许多事，不论事好事坏，好像与自已没有多大关系，自已只管袖手旁观，像看戏一样。如果事情好了，自已自然要有一份，事情要是不好了，自已也只不过是个旁观者，与自已也没有多大关系。最多，也就是再换个地方过活就是了。

因此，在中国，看热闹的多，真正能站出来仗义执言的少。就算有人出来仗义执言，也往往得不到帮助。为什么?因为人们只不过是来看戏的，是旁观者，戏中人的悲欢自然是与看戏的没有什么关系的。

相反，如果一个旁观者一定要去关心戏中人的生死，那便是看戏人入戏了，倒是要被别人笑话的。大多数情况下也是这样，一个人要是看热闹看得看不下去，要站出来干预剧情的发展，最后不仅深陷剧情中不能自拔，还会被看戏的人们所笑。

二、过客心理

过客心理往往导致不关心所居住地方的兴衰。既然不是自已的地方，自已便也无须为这个地方作什么贡献，要做的只是这个地方有什么东西可以索取、可以利用便赶紧索取了利用了去。于是，许多不可思议的吃子孙饭的事情也便见惯不怪。

其实这也好理解，虽然吃的是子孙饭，但既然没有打算长住下去，吃的也便是别人的子孙饭，不干我的子孙饭事。有个人说过，“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现在许多人一当官就拚命刮地皮，刮得寸草不生。为什么那么狠呢?因为他的子孙是不会在这里长住的。他们不是已到大城市安居，就是已安排到国外留学，到时候凭着刮的地皮钱，自然是地球哪个地方好过就到哪里，在一个地方刮地皮刮得再厉害有什么关系?

三、官位心理

“官大一级压死人”。在中国，官位主宰了国民的一切，经过几千年的沉淀，反映到国民的心理上，就是唯官位马首是瞻的官位心理。判断一个人的言行是否正确，不是到实践中去检验其是否符合实际情况，而是看其言行官方认可的程度如何。只要是官员，哪怕是不入流的楼道长呢，也常常能断是非。

当然，官员的话，其“正确”程度要看其官位大小而定。在科长面前，处长的话就是真理。在处长面前，厅长的话就是真理。但厅长的话再正确，遇到了省部长，厅长的话也只能算耳旁风。也有例外的时候。比如省长的秘书，他的级别肯定低于副省长吧，但他的话常常又比副省长正确。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不是他自已，而是代表了省长。这时，由于他的话可能就是省长的意思，副省长哪怕官位比他高，但说的话也只好暂时算做狗屁了。

四、狗苟心理

狗是以活着为最高目的的，为了活着而活着。只要能活着，狗们不怕付出任何代价，也可以不要活着的质量，只要活着，怎么样都行。因此，狗有一个最怕嗜好，那就是吃屎。屎虽然臭，却能让狗活着，虽然这活得实在低贱，实在不值，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活着，即使是一只丧家狗吧，也总有阔起来的可能的。

虽然在口头上，中国人对狗的生活态度很不屑，甚至把很多没有质量的活着不屑一顾地贬斥为“蝇营狗苟”，但很多中国人，却是很熟练地掌握着狗苟的技巧，一有机会，就狗苟起来。比如说，有的人被人撞了，撞人者逃跑了，幸好遇到了好心人，被送到了医院。按理说，这个人该好好感谢一下这位好心人了。但撞人者跑了，不仅感谢好心人的费用无法落实，就是这医疗费也没着落了。怎么办呢?抓不到撞人者，救人者不在这里吗?那就让救人者救人救到底吧，指这救人者就是撞人者，要他负担一切。凭着中国人的聪明，理由是好找的：不是你撞的，你干嘛救我啊?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人啊?虽然良心是没有了，但到底解决了医疗费用，也算运气不坏。类似这样的事多呢!只要对自己有利，能让自已过得好，管他什么道德啊、良心

五、从众心理

中国人很聪明，老想着吃水不用挖井的好事。凡事不出头，等别人造出规模来，跟着别人跑就是。为什么呢?因为走在前面总是有风险的。不是“枪打出头鸟”嘛，不是“出头的椽子先烂”吗?为了不被枪打，不先烂掉，便都争着做缩头乌龟。

对于出头的人他们有两种态度。如果出头失败了，被抓起来了，甚至要砍头了，这缩头乌龟们便得意起来：你看，我说吧，没有好结果吧?想方设法证明自己的先见之明。得到砍头的时候，还可以去瞧瞧热闹，不仅得到了一场免费的娱乐，还多了向别人炫耀的资本。要是出头的成功了，这缩头乌龟又会争着去表忠心了，并准备好了斥责别人当缩头乌龟的说词，以此表明自已其实也具有出头的勇气与智慧。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大家都争着献媚，自已去献一献大约也不会错的。再说了，即使错了，大家都错，我错了也不吃亏。要是我不从众，要是大家都对了，我一个错了，岂不是亏大了。仿佛这错与对，因为人数的多寡，倒显得错与对也不是原来的错与对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往往一个领导人错了，会让全国人都跟着错，从而造成民族的灾难的缘故。国家的治理，有时候还真得照顾这种从众心理。不是说法不责众吗?某地卖官案发后，由于当地行贿买官的人太多，当地便只好出台了一个政策，只要限期交待清楚，就可以免予追究，这买来的官就可以照做。

六、例外心理

在中国人心目中，所谓法律呀、道德呀、规矩呀，仿佛都是为别人设定的，自已总是一个例外。有了什么好事，自已可以例外得到，有了什么坏事，自已又可以逃避惩罚。为了证明例外的合理性，这些希望享受例外的国人总会找出种种理由，虽然这些理由未免牵强甚至荒唐，但也足以支持这些国人坦然地享受着这些例外。

刘邦只不过是一个无赖，一旦夺得天下，便要寻找自已理当作皇帝的理由。因为皇帝与普通人总是不一样的。过去刑不上大夫，作为皇帝，自然可以有很多例外之处。那么有什么例外的理由呢?后来终于发现，刘邦乃上天之子，是斩白蛇的赤帝。于是老百姓便恍然大悟。刘邦这天下便坐得安稳。在一般国人心中，对这种例外似乎也很认可。承认例外存在的合理性，便也给自已以后的例外留下了方便。虽然不能例外地做皇帝，但例外地开开后门总是可以。即使犯了法，只要有人罩着，便可来个其罪当诛，其情可免了。在这种心理下，例外便渗透在国人的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不管什么规矩、法律、道德，总会有人在约束之外。再大的罪，总也可以法外开恩。不存在开不开得了，就看你是否具有足够例外的资格与关系。

七、奴性心理

中国人有一种做奴隶的惯性心理。虽然现在讲民主，但在国民心底深处，从来就不认为世上的人都是平等的。在他们看来，取得尊严的方法不是争取民主，而是怎样从较低的等级走到较高的等级。因此，一旦取得了一点地位，见到自认为比自已低等的人，他总会不由得摆出一幅主子的姿态，仿佛别人的生死，就全靠他的赏赐。然而，一旦遇到了他自认为高贵的人们，他的膝盖便陡然失去了支撑的力量，要不由自主地弯下去，那脸上便也陡然集聚了花一般的笑容。

当然这笑容的多少，要看主子的地位高低。只是这张脸对人的记忆，更多地是依靠脑子对地位的判断，对主子的面孔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印象。同一个主子，一旦他从台上到了台下，那笑脸便也会陡然减少至没有。之所以这样做，也是历史经验的积累。中国有句成语叫杀鸡儆猴。中国历史上，许多不愿做奴才的，都被无情地“咔嚓”掉了。“咔嚓”得多了，人们的奴性心理便习惯成自然了。

八、势利心理

中国人从来就是“打得赢的是哥哥”。看一个人是高是低，与他的品德没有什么关系。品德这些人性中最重要的东西，至多只是胜利者的花环上的装饰品，决定不了人的褒贬的。正因为只看重结果，不看重过程，对一个人过早下结论便很难。那么，等到什么时候可以下结论呢?那只有等到他死了，一切都会有个结果。所以要盖棺论定。也就是说，即使死掉，棺材还没盖盖，就还不能下结论，他就有还要死灰复燃的可能。

既然结果如何决定了世人的评价，为了打得赢，便可以不择手段。于是在中国历史上，谁最流氓、谁最无耻，谁就可能赢得胜利。虽然赢得不光彩，但只要赢了，世人便不会过多地责备他，并且还心甘情愿给他当奴隶。因为他是胜利者。那些有些仁义之心的人，不仅其仁义之心会被流氓的人所利用，而且还要被世人嘲笑这种仁义为妇人之仁。大约，一个男人像妇人一样仁义，便是最没出息了。宋桓公就是不忍心对楚军半渡而击之，最后才兵败致死。项羽本来也可以挟持刘邦的父亲而制他，哪知道刘邦一点都不心疼，最后说二人既然结义，我父即是你父，让项羽真地动了心，不敢把刘邦的老头子怎么样，对刘邦也有些无可奈何了。相反地，那些耍得了流氓的，不仅治得对手一楞一楞的，在历史上还要留下善于“将将”的美名来。

九、美言心理

虽然古人也有人指出，“其言者甘，其心必苦”。但中国人心里，仍然乐于听好话，说好话。就像鲁迅说的，小孩子周岁吧，贺喜的人都要说什么长命百岁、富贵吉祥，虽然明知道是没有根据的胡说，但也是说的人喜欢，听的人高兴。要是有人说“这小孩将来要死的”，虽然这是一句大实话，但所有的人都不会愿意听，说话的人便要吃别人的冷脸。

人在从猿变化的过程中，之所以要讲话，是因为心里要表达自已的意思。但中国人进化得太快，说话就不仅仅是表达自已的意思，有时还要表达别人的意愿，甚至就是一部演奏的机器，只为博得对方的好感。表达自已的意思得说实话，中国人这种功能已逐渐褪化，常常只在私下里说，有时甚至一个人生下来，就可以不说一句实话的也有。而说好话，倒是随处可见。这些话，经过几千年的不断提炼，已是约定俗成，系统成套，已完全偏离了这些语言原来表情达意的功能。就好比天亮前公鸡要叫，晚上来人狗要吠一样，已经完全脱离了其语言系统的功能。不谙中国文化的人要是对这些话认起真来，肯定会贻笑大方的。

十、怀旧心理

怀旧，如果仅仅只是限于对老朋友、老同学的情感，倒也充满温馨。但是中国人的怀旧可不仅仅是这些，而是将怀旧延伸到生活的各个领域，表现为对一切新的东西的排斥。这种怀旧，从经济意义角度来讲，也有一定的道理在。不管什么东西，尽管其旧，但因为运行已久，便也少了诸多风险，对于其运行的管理，也是驾轻就熟，比弄一个新的系统确实也省事得多。从另外一个层面讲，一套旧的系统，一旦运行久了，便也有诸多的利益阶层附着这旧的系统生存，要抛弃旧的，势必也牵一发而动全身，令许多既得利益者不快，也是费事过甚。在这一种怀旧心理下，新的东西要出来，总会面临着无情的打压。

于是，在中国，改革，便往往充满了极大的风险，改革者也大多没有好下场。商鞅是被车烈了的，谭嗣同是被砍了头的，王安石生在不杀大臣的宋朝，没有因改革而死，但最终也被免了官。也许正因为怀旧，不愿丢弃旧的，新的便也生长得慢，以历史悠久著称的古老中国，便犹显得苍老而步履蹒跚，难以活泼起来，新鲜起来，缺乏一种旺盛的生机与活力。如果一定要这样老态龙钟，最终不是死掉，也似乎没有别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