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2007年春天的故事。那一天,我乘坐朋友的“三菱”吉普车,从凯里赶往黎平。过了平永,到了一个离榕江县城仅20公里的地方(贵州境内),前方大堵车。我的感觉判断,这一定是出了车祸,就下车看看究竟。抬头往前走,一眼瞥见前面围了二百多号人,发出闹轰轰的声响,我知道那就是事故现场。隐隐约约地,还发现有一男一女两个人影在上下左右忙碌着,看那架式就知道在救护伤者。我顿时感到几分安慰,心想不管这救援行为是来自政府,还是来自普通路人的拔刀相助,总说明这块土地上还有几分温暖。围观的这一群人看上去有司机,有农民,有学生,有做生意的,但多数是来往于省市县间的政府办事人员。当我融入到人群中间,那些闹轰轰的声音便显得有些含义了。有谈论事故发生经过的,“这部摩托车骑得好快!他们加速超一辆货车,没有想到前面来了这辆客车,就撞上去了”;有表示惋惜的,“唉,骑车的两个人都年轻呢,这下子就老火喽”;有表示无所谓的,“这边这个活不了了,那边那个医好了也是个废人”;有表示愤慨的,“不好好骑车,害得我被耽误在这里”……穿过人群,我开始定睛观察那两位上下左右忙碌着救护伤者的人。这一看不打紧,我像雷击一般,震惊出一身冷汗来。忙前忙后的两个人,是一对金发碧眼的外国男孩和女孩!两个人学生模样,都二十二三岁左右,身高也都差不多,一米八左右的个子。一个人蹲在路边轻轻地帮躺着的人按摩身上和腿上,另一个人则跪在路中间,双手按着躺着的人的胸部上下起伏。仅有的一点生理卫生知识告诉我,这是在做人工呼吸。时间一秒一秒地流逝,围成一圈的人们依然无动于衷地聊着天。我心里的震惊,渐渐地转换成一种不安。两位伤者,我们这些看客的“骨肉同胞”,却接受着来自其他族裔的两位陌生男女的救护。这种不安情绪在我心中不断膨胀,不断衍变成一种力量。当这种力量大到让我承受不住的时候,我快步走出人群,靠近正在做人工呼吸的女孩,轻轻地用英语告诉她,我们大家都没有接受过急救训练,请她告诉我应该怎么参与救护。她看了我一眼,对我点了点头,然后手把手地教我,让我将左手和右手交叉着放在伤者的胸口,然后不轻不重地挤压,以保证伤者的肺部有足够的压力吐纳空气。这时,我得以近距离地正视伤者。他三十岁左右,衣服比较旧,身上多处受伤,伤口看不见血,却能够看见黄色的脂肪组织。他的脸变成了紫色,嘴裂开着,感觉不到有呼吸。他的牙齿很脏,能看见上面有食物的残渣,显然是一位不习惯刷牙的民族同胞。不一会儿,我便能熟练地实施人工呼吸了。她把伤者放心地交给我,却给我展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姿态。她跪着却直立着的身子这时弓了下去,把她那干净湿润、生机勃勃的樱桃小口对准了那张肮脏又了无生机的大嘴,口对口地呼吸起来!看见这个情形,我管不住自己的眼睛了,眼泪直往外涌。试想想,她与他之间,没有亲情,更没有爱情,连民族同胞、“阶级”同胞都不是,却没有一点点嫌弃、恶心的表现。在她的心目中,只有两个最基本层次的内涵与她一样:人类和生命。我来不及继续思考什么,外国男孩过来拍了我的肩膀,把已经汗流浃背的我换了下来。我站起来,将有些麻木的双脚移动到路边,一下子蹲在另一位伤得比较轻的人身边,帮他按摩止痛。过了两分钟,外国女孩急切地告诉我,那个重伤者已经生命垂危,怎么救护车还不来?我急忙取出手机打了急救电话120,那边说已经接到**队的通知了,此刻救护车已经在路上,还要我耐心一些。我把情况告诉她,她还是一脸的焦急,问我救护车和**大概还有多久才能来?我对这两个机构的效率不敢寄托太大的希望,便说“大约还要半个小时”。外国女孩伤心地说了一句,“太慢了,没用了。”不久后,重伤者的瞳孔已经散开了,但女孩还是没有放弃希望,继续急救。在所有人的焦急等待之中,远处传来了警车和救护车的警报声。救护车停下后,医生把路边的那位伤得比较轻的人抬上了车,然后走过来要我让开,翻了翻重伤者的眼睛,取出一支注射器,把药水注进了他的胸部,他已经死了。
这时,**已经拍完照,作完现场记录,要搬运尸体,疏通道路。女孩过来问我怎么样了,我告诉她说,那个重伤者已经死了。我刚说完,她就失声痛哭,泪如雨下了。外国男孩过来了,把她拉到路边,没有安慰,没有劝说,静静地陪着她一起流泪。这时我环顾左右,死者和伤者的骨肉同胞们、“阶级兄弟们”,已经如释重负,兴高采烈地离开了,留下这两位“非我族类”的外邦男女径自伤心。我无颜安慰他们!此时此刻我想,如果地上有一条缝,我会毫不犹豫地钻进去,无地自容呵!我怀疑,当时要不是两位朋友喊我一声,我会不会一直发呆下去。上车前,我走近这对外国男女,告诉他们我非常遗憾因为我必须走了,并问了他们从哪里来。外国女孩拉了拉我的手,带着哭声对我说了一声谢谢,接着大声地说出了他们的祖国,“GreatBritain”——大不列颠,我们说的英国。当时我没有留心那两位外国男女的容颜。加之过了这么久,关于他们容貌的记忆已经成为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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